冯玉祥曾提出对日“持久的游击战”观点

　　本文作者的父亲尹心田，于1922年投军冯玉祥部，从1923年起，即被冯玉祥将军调到身边工作，在长达24年的时间中，一直跟随冯将军左右。1926年随冯玉祥将军赴苏联访问，并遵照其指示留苏学习军事，主修炮兵。1928年底奉命回国，尹心田历任冯玉祥将军的机要参谋、传令队长、钢甲列车大队长、交际课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二教导团”(汾阳军校)教育长、抗日同盟军二师一团团长、冯副委员长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等职。1938年后，又先后任“军委会”战区军风纪巡查团干事长、“军法总监部”军法督察官、“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驻老河口(五战区司令部)办事处主任及副官处处长等职，获陆军少将军衔。尹心田还有一个特殊身份——自1931年加入中共北方特科，成为一名特殊战线上的战士后，从未暴露过秘密身份。由于父亲的关系，作者自幼在西北军中长大，和冯玉祥将军及其家人，以及原西北军许多著名将领多有接触，是西北军诸多重大历史场景的亲历者。以下的三段故事，为作者根据其父记录整理的冯玉祥将军对抗日的见解。

　　提出对日“持久的游击战”观点

    1936年3月27日，南京是个春光明媚的好晴天。这天下午，即将从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将官班毕业的学员们，集体邀请“同班同学”、时任军委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在位于南京中山东路上的“励志社”(今中山东路307号江苏会议中心)聚餐。“励志社”位于黄埔路口，距离冯将军的官邸(中山东路头条巷24号)很近，冯将军是步行过去参加聚餐的。席间，大家请冯玉祥将军讲话。冯也不推辞，洪亮的声音立刻传遍整个餐厅。

　　那天，陪同冯将军去会餐的，除了父亲尹心田之外，还有冯将军传令队的周茂藩(后改名李养初)和刘致军两人。父亲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和(周)茂蕃、(刘)致军陪先生去励志社会餐，先生的即席演说真是精彩极了。他从国内谈到国外，从中央谈到地方，讲形势，讲时弊，特别是在谈到必将到来的中日一战时，透彻分析了敌我的态势及优劣”，“说对付日本的最好办法是‘持久的游击战’六个大字”。特别是在谈到必将到来的中日一战时，冯将军为引起大家的重视和警惕，他放高声调，将“必将到来”四字一连重复了两遍。洋洋洒洒，讲了一个多小时。大家全神贯注地听，很少有人动筷子，都说，这是上“陆大”以来所听到的最精彩的一课。

　　蒋介石当年也表示，冯将军的观点“很好”，并请冯将军“做个计划”。冯将军很认真地马上行动，请了宋聿修、陈天秩和“陆大”的几位教官一起拟了一份游击战战略规划，并派陈天秩乘飞机到洛阳，给当时在洛阳办公的蒋介石送去。但这个规划，并没有受到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重视和采纳，正面战场上仍然主要打的是阵地战和消耗战。

　　与冯玉祥将军志同道合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抗战全面爆发后，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全面、系统、详尽地从战略和战术等多方面阐述了持久战的精髓，成了中国人民克敌制胜、最终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法宝。

　　1938年11月1日，冯玉祥将军又在长沙广播电台演讲，再次批判“速胜论”，号召全国军民坚持抗日持久战，其演讲的题目就是“我们应该怎样为持久战而奋斗”。

　　“让日本鬼子为咱们宣传前线的胜利”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法西斯军队强化“武士道”精神教育，在战场上想俘虏一名活的日本兵是不容易的。

　　1941年元月，豫南会战开始后，日寇主力经方城进犯南阳。当时，驻守豫西南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来不及调驻泌阳的该集团军主力部队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回防，便在五战区司令部的协调下，将正在邓县休整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所属的第五十九军急调南阳前线增援。

　　第五十九军在军长黄维纲、副军长孟绍濂、参谋长翟紫封的率领下，以急行军速度赶到战场，立即给正疯狂进攻的日寇来了个迎头痛击，并随即开始反攻。在攻占南阳时，由于部队行动迅速，打得防守日军措手不及，一下子便生俘了十来个来不及逃跑的日本兵(包括部分伤员)。冯玉祥将军在重庆得知捷报后，连夜给冯治安将军发报说(大意):听到前线大捷，兴奋得夜不能寐，特别是听到一次就生俘了十多个日本兵，更是可喜可贺。你们应该立即把这十几个俘虏押送到前线各部队，让大家都看看，小日本不是什么三头六臂，更不像投降派吹得那么邪乎。让日本鬼子为咱们宣传前线的胜利，鼓舞抗日军民士气。冯玉祥将军同时给黄维纲军长也发了贺电。冯治安将军当时立即按老长官的指点办了这件事，获得很大宣传效果。

　　“没有中国死死拖住日本最精锐的陆军，小日本能投降吗？”

　　在冯玉祥将军一生不断革命的经历中，他曾以国民党元老之一的身份，亲身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他从国共两党两次合作与分裂的历史经验中，深切理解到“和为贵”的深刻道理。他在1946年秋离国赴美前夕，还给当时任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上书，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大局以和平为天经地义，国际要和，国内更要和。和了一切有办法，打了必有至痛至惨之结局。且打了还要和，任便打多久，到头还是和。……与其将来和，何如现在和。故和平为不二之计。”

　　1946年夏，冯玉祥将军出国前夕，当时已升任“第三绥靖区”总司令的冯治安将军，令父亲尹心田(时任“三绥区”高参)代表自己和“三绥区”的领导班子(包括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李文田和参谋长陈继淹)去南京为冯玉祥将军送行。同时，捎去了美元若干，以壮老长官行色。

　　这是冯玉祥将军与父亲尹心田的最后一次会面。冯将军要先父转告老部下们，内战在即，形势凶险，大家千万别再给老蒋卖命，要想法“找出路”(两年多以后，“三绥区”在何基沣、张克侠两位副司令领导下，于徐州贾汪起义，全军光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冯将军感慨地对先父说，这些年来，他看透了两点，第一，国共两党合作，中国一切形势都好，老百姓就有希望；国共两党一斗，中国就大乱，老百姓就倒霉。第二，蒋介石再独裁下去，必垮台无疑，谁也救不了他。冯将军还“幽默”地说:“咱们中国人真‘谦虚’，小日本投降，一个说是美国原子弹的功劳，一个说是苏联出兵远东的功劳……没有几亿中国人拼死抵抗十几年，没有中国死死拖住日本最精锐的陆军，小日本能投降吗？”（尹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