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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阅读作品比见到大师本人更重要

2013年10月12日 11:01 来源:深圳特区报 参与互动(0)

  书名: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 作者:【德】托马斯·曼著 译者:朱雁冰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4月

  书名:歌德与托尔斯泰 作者:【德】托马斯·曼著 译者:朱雁冰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4月

  我们有时很难想象那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真实状态,大多数通过文学建构起来的大师形象都是不确切的。换句话说,阅读大师的作品比见到大师本人更重要,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对歌德、托尔斯泰、尼采、叔本华写下的那些赞词一样。

  苏珊·桑塔格的“朝圣”

  苏珊·桑塔格写过一个短篇《朝圣》,回忆她早年跟朋友去拜访流亡在美国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故事。1947年,二战结束不久,曼在美国的名声如日中天,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反法西斯的重要人物,他作客白宫,受到罗斯福总统的优待;在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说时副总统亲自介绍,受到新闻界的追捧。据说,在美国时,身为平民的曼,从洛杉矶飞往旧金山作演讲,路途中遇到了一对骑自行车巡逻的警察,他们把他一路护送到他在伯克利做演讲的场地,仿佛一个国家的自卫队在护送他们的王者。

  1947年12月,桑塔格十四岁,已经读完中学,即将考入大学。像大多数度过少年叛逆期的女孩子一样,她精力充沛,充满激情,更为重要的是她已经读了很多书,每天想象自己是一个在城市迷失的孤独漫游者,最常去的地方是书店,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很快有了两三好友:“我的朋友并不比我大多少,我可以向我的朋友诉说那些让我入神让我狂喜的事情,我不指望他们读了和我一样多的书,只要他们愿意读我借给他们的书就够了”。某天她在书店发现了《魔山》,几乎一口气读完。读完之后又实在舍不得放下,每天晚上朗读一章,花了一个月时间,又从头到尾重读一遍。然后她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本书跟她的朋友分享,“这样才能感觉另外的人在这本书里找到的乐趣,和另外的人一起来喜爱它,谈论它”。但是她的朋友读完这本书,提到了一个建议:“既然曼也在我们居住的城市,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曼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偶像。

  虽然小说的名字是《朝圣》,但是对于桑塔格来说,这样的会面并不愉快,反而是失望居多——你喜欢读他的书,并不意味着你会喜欢隐居书背后的作者,想象出来的作者在现实中总会有许多折扣。在小说中,她描述了第一次见到曼的情形:“他穿着一套米色西服,打着领结。皮肤很白,双手是斑驳的颜色,手背上青筋突出,眼镜后面的一双琥珀色的眼睛很小。他笔直地坐着,显得很老。事实上他那时已经七十二岁了。”他谦和、得体,但是也令人乏味。桑塔格记得,他讲话好像写书评。尤其是他将话题转到他们的学习情况时,她觉得难以忍受了。她心想,这个高大威严的人对她那可怕的中学教育能够知道些什么呢?

  这次拜访曼的经历令她感到沮丧。她对文学的敬畏竟然降低到通过与作家见面的形式来获得求证,这让她感觉到羞辱。这样的见面毁掉了一种理想,毁掉了阅读的纯粹性,毁掉了一个文学女青年对文学的幻想。所谓的“朝圣”倒不如说是一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偶像在心目中的神圣地位的倒塌。作家的形象与通过作品中建构起来的形象是完全分裂的,我们无法用前者来弥补后者的缺憾,也无法用后者来填充前者的丰满。这是作家与作品之间神秘的关系,千丝万缕,各不相同。

  唯有阅读的感觉最真实

  我不厌其烦地复述这个故事的用意就是想表明,大多数通过文学建构起来的大师形象都是不确切的,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来完善这种缺憾,通过批评来寻找新的朝圣之旅。当然,这种分裂我们解读为是文学的力量,也可以理解为文学是一种伪装,是一种想象力的欺骗。但这个过程中,唯有阅读的感觉不变,我至今还记得早年阅读《魔山》和《布登布洛克一家》时的那种感觉,仿佛着了魔一样,你进入了另外一个多层多变的世界,与我读到的大部分现代作品不同——实话说,在这样的巨著面前,所有的现代作品都变成了可笑的小儿科。文学的面目第一次以整个世界的形式向我展开。十四岁的桑塔格发现《魔山》时的那种狂喜,如果说其他作品读一遍就够了,“《魔山》可是要读上一辈子的呀”!

  可是我想问,有多少人真正读过曼的《魔山》与《布登布洛克一家》呢?正如前不久英国泰晤士报做的那个调查,不要说普通读者,就是那些专业的批评家,也都默默承认,他们虽然经常把这些名著挂在嘴边,但是并没有真正读过。名著的意义昭然若揭,是炫耀的形式,是批评的参照,是想象的误读,是理直气壮的认知。文学史上有众多作品只剩下名字可以提及,真正读过的寥寥无几。在曼的这两本首次翻译出版的《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和《歌德与托尔斯泰》评论集中,书中提及的这几位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无论是歌德还是尼采,无论是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习惯性地会截取某些名言充当他们存在我们生活的证明,但是却从未想过仔细而完整地阅读他们的著作。

  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翻译家乔治·斯坦纳在他那本名著《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提到说,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诗歌或者小说作品以明显而神秘的方式激发我们的想象。当我们把曼从一个作家的身份置换成写出《歌德作为作家的生涯》、《歌德与托尔斯泰:人文论题未定稿》以及《多难而伟大的瓦格纳》的评论家后,我们发现了一种文学批评的生命力是如此旺盛。它完全可以脱离作品的附庸,单独成为一种生命的存在。

  托马斯·曼的“朝圣”

  已经没有批评家像曼这样写作批评文章了。很显然,曼是以作家的身份向他的前辈致敬,他在一战期间写下的《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中提到尼采、叔本华和瓦格纳是对其影响最大的“三星座”,而歌德是他所有著作的核心。他从瓦格纳身上体会到什么是艺术,他拥有的第一套藏书就是《尼采全集》,也正是从尼采这里,他开始走向了叔本华。至于歌德,他看作是德意志文化的最高存在。他在歌德身上学到了两点:他用歌德生活和写作中的主题把自己的作品武装了起来,而且不断地在作品中出现歌德的声音,就仿佛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为了回应那个遥远的声音,他总是在作品中说“我很乐意让歌德出场”;另外一点,在歌德的引导下,他终于摆脱了尼采、叔本华和瓦格纳的束缚,赋予艺术更高的地位,“艺术家的严肃,这种游戏的严肃,是人类思想高尚最纯洁、最感人的表现形式”。他不但是用写作向他们致敬,而且他试图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代表一种德意志文化的精神。当这种文化遭遇到政治与迫害,在流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时,他的自身就成为了这种遥远精神的终极回响。

  在《多难而伟大的瓦格纳》中,他所提及的十九世纪的精神已经逐渐被我们所抛弃,很多人把他看作一个过气的大作家——这就是说,曼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也仅此而已,我们不去质疑他的存在,但是也很少去阅读他的小说和批评文章。因为他所评论的这些人物也是遥远的过去,当我们对他们书写的人物都感到十分陌生后,自然对他的批评有一种“双重的陌生”。在我看来,曼的小说代表了他延续不绝的生命力和未来的影响力,但是他的批评文章代表了他的过去。两者之间缺一不可,从过去延续到了未来,才构成这位伟大作家的全部。

  在文学史上有众多这样的作家,声望越来越高,但是读者越来越少——曼只不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而他在《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和《歌德与托尔斯泰》这两本评论集中评论的作家大都属于这样的同类。我之所以在开篇不厌其烦地叙述小女生桑塔格的“朝圣”经历,只是想说明这样的朝圣是一次颇具象征性的会面。我们无法把阅读中的作家与现实生活中的作家的形象联系到一起。我们只能通过不断地书写和想象,让这样的伟大作家的形象延续。换句话说,阅读他们的作品,比见到作家本人更重要,正如曼对歌德、托尔斯泰、尼采、叔本华写下的那些赞词一样,这也是一种“朝圣”。曼的批评让我们意识到,“文学批评应该让我们回想起自己伟大的文化传承,回想起无与伦比的高雅史诗的传统,它发端于荷马,延续到弥尔顿的诗歌,延续到辉煌的古雅典戏剧,伊丽莎白戏剧和新古典主义戏剧,延续到现代大师们的长篇小说”。正如延续到《魔山》,这样可以读一辈子的书。  思 郁

【编辑:上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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