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心史》：曾沉入井中保存356年

　　距今375年前，明末崇祯戊寅十一月初八，即1638年12月12日，离顾炎武故里昆山很近的苏州城内，发生一件轰动的奇事。那年吴中久旱，城里居民买水而饮，争汲者相捽于道。仲冬时，承天寺僧人浚疏寺内一口古井，忽挖得一物，初以为砖，浣之则知是铁函。不敢启，供之佛龛，闻者争玩识。久之，众欲开视，僧不得已，遂破函。只见铁函内有石灰，石灰内有锡匣，锡匣内有腊漆封裹的纸包。包纸有两层：外包纸中间写着“大宋铁函经”“德祐九年佛生日封”，旁边有两行对联“大宋世界无穷无极”“此书出日一切皆吉”；内包纸上写有“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十字。再打开，则是折迭成卷的稿本，名曰《心史》。共有诗250首，文30篇，前后自序5篇等。楮墨如新，古香扑鼻，自沉井至发现已356春秋矣。士大夫惊异传诵，以为古今所未有。

　　《心史》不仅发现和书稿保藏方法奇，其内容亦奇：皆记南宋陷元之悲，蒙军腥残之恶，慷慨激昂，长歌当哭，感人至深。有极高的史料和文学价值。而且，其作者郑思肖亦一奇人。原籍福建连江，寓居吴下，宋末太学上舍生，原名及字号今已不知。元兵南下时，叩阙上疏，语切直，犯禁不报，俗以是争目之，遂改今名。“思肖”即思赵(宋之国姓)，字“忆翁”号“所南”皆寓意也。所居萧然，坐卧不北向，矢不与元人交接。遇岁时伏腊必野哭，南向拜而返。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之“十”置下文，则“大宋”也。精墨兰，自更祚后，为兰不画土根，无所凭借。或问其故，则云：“地为番人夺去，汝犹不知邪？”画作不妄与人，有邑宰绐以赋役取之，怒曰：“头可得，兰不可得！”赵孟頫才名重当世，郑思肖恶其宗室而受元聘，遂与之绝。赵数往候之，终不得见，叹息而去。无何，货其所居，得钱则周人之急，田亦舍诸刹，惟余数亩为衣食资，仍谓佃客曰：“我死，则汝主之。”盖不以家为矣。自是无定迹，吴之名山、禅室、道宫，无不遍历。多寓城之万寿、觉报二刹。疾亟时，嘱其友曰：“思肖死矣，烦为书一牌，当云‘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语讫而绝，年七十八。

　　《心史》之刊刻经过亦奇。时值满清觊觎中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书中内容引起杨廷枢(维斗)等苏州一大批士人之共鸣，竞相传抄，谋付剞劂而苦于无资，事为江南巡抚张国维(玉笥)所闻，立即捐出俸禄，并在百忙中写序付梓，于庚辰(1640)春刻成。略后，寓居南京的闽籍老诗人林古度(茂之)等重加校订，并请福建文坛祭酒曹学佺(能始)写序，于秋季刻成。一年中即有两种刊本，亦是奇事。不久，南明隆武乙酉(1645)，福建又有方润(具蒙)等人的翻刻本。沧桑之际，上述杨廷枢、张国维、曹学佺诸公均壮烈殉国；林古度、方润等人则仿効郑思肖，以坚贞遗民终。《心史》又很快流传至日本，后来还有和刻本，此亦一奇也。

　　而最奇者，当属刊行后遭遇之奇。自《心史》出版后，即受明清之际爱国人士热烈欢迎，在抗清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但刻行后约四五十年，待有明遗老(包括顾炎武)凋零殆尽之际，始有人毫无举证又吞吞吐吐地诡称其为“伪书”，但当即遭人反诘。又过了约百年，在清廷蛮力强化思想专制之时，官方以“军机处”名义“奉上谕”将其列入“禁毁”书目；同时，御用“三通”“四库”馆臣始正式判其为伪，并编凑出几条站不住脚的“理由”。此后“伪书说”虽不时遭到学者反驳，但流行天下，惑人甚深，遗毒迄今，犹未消绝。甚至连当今一些大型工具书，如修订版《辞海》、修订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也称其“或疑为后人假托”。前几年，江苏一批古籍版本专家、出版史专家集体撰写出版的《江苏刻书》一书，居然不提《心史》，也是“伪书说”在作怪。

　　《心史》“伪书说”风波

　　郑思肖《心史》在明清之际影响极为巨大，众多抗清志士和明遗民反复诵读、题咏、引用、评论、传播，借以激励自己。当时序跋、题咏、品评者之多，据我之考索，已远逾二百多人。然而，此一动人心弦之史实，却长期以来未引起当代研究者重视，甚或可说长期以来从不为当代研究者所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思想史专著中，都没有提及这一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且，一些文章即使提到了《心史》与明遗民的关系，也几乎是仅仅写到顾炎武写过一首《井中心史歌》而已。而当代那些说《心史》是伪书的人，也都几乎只知道顾炎武一人写过一首《井中心史歌》而已(其实，不仅与顾炎武同时至少有两百多人序跋、题咏、品评、引用过《心史》，而且，顾炎武也不是只在一首诗里提到《心史》)。

　　前面说过，《心史》刻行后约四五十年，待有明遗老(其中尤其是顾炎武)凋零殆尽之际，始有人鬼鬼祟祟地称其为“伪书”。这指的就是昆山徐乾学和其同党阎若璩二人。而顾炎武正是徐某的舅父。顾炎武的学问、资历和人品，比起徐某来，不知道高过多少。而且，顾炎武1676年在致潘耒信中痛斥徐某及阎某为“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因此，顾氏《井中心史歌》便成了鼓吹《心史》伪书说者无法逾越的高山。于是，后来有不知天高地厚者，干脆说顾炎武不学无术，上了伪书的当；甚至胡说顾炎武是利用《心史》来作为他的“用处极大、极不易得的反清的无价宝”。这种无知和狂妄实在令人吃惊。

　　有关上述现象，这里姑举数例。1960年代末，有一位台湾学者发表了《郑思肖与<铁函心史>关系的推测》，又有一位台湾学者随即发表《心史的著者问题》，两文作者所见明清题咏《心史》者，就均只是顾氏而已。1980年代，后者又发表《心史作者考辨》一文，关于明遗民题咏《心史》者未作任何增补。又如，1980年代，大陆有一本书名略有不通的《文心雕同》中说：“书志学上出名的《铁函心史》，这书的可靠程度，值得怀疑，《四库》将它考证一番，列入存目，不无道理，有人甚至查考出了它的作者，而博学如顾亭林，不但不以为伪，甚至特作《井中心史歌》以咏……但如实事求是的检验，《心史》确实是一部并不高明的伪作，破绽之多，一般读者也能一眼就看出，而在积极复国的顾亭林眼里，这一‘大宋孤臣’的遗著是用处极大、极不易得的无价宝。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的亭林先生，实在太需要这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材料了。可见《心史》虽是一部货真价实的伪书，它的用处却大得很，大到可以为顾炎武的反清复国服务。”对于这种极其浅薄的谬论，我在拙著《井中奇书考》中已有论及，此处实在不想多说。

　　顾炎武著作中的《心史》

　　顾炎武题咏《心史》时，已在《心史》出井后整整40年(1678)了。而且是在离苏州、昆山千万里之遥的陕西富平；但他最初是在苏州张国维刊本问世之时即就近读到(昆山隶属苏州府)，并留下深刻印象的。这在《井中心史歌》及其序中说得非常清楚。

　　顾炎武在诗中即称《心史》为“奇书”，又在序中说：“昔此书初出，太仓守钱君肃乐赋诗二章，昆山归生庄和之八章。及浙东之陷，张公走归东阳，赴池中死；钱君遁之海外，卒于琅琦山；归生更名祚明，为人尤慷慨激烈，亦终穷饿以没。独余不才，浮沈于世，悲年运之日往，值禁网之愈密，而见贤思齐，独立不惧，故作此歌，以发挥其事云尔。”

　　其实，顾炎武除了写《井中心史歌》，在他最著名的《日知录》中，也数次引征《心史》。而这却从未经研究者提及。《日知录》卷十九《古文未正之隐》条中写道：“郑所南《心史》书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称彼曰‘大国’、曰‘丞相’，又自称‘天祥’，皆非公本语，旧本皆直斥彼酋名。然则今之集本或皆传书者所改。”在《日知录》卷二九《吐蕃回纥》条，还有一条顾炎武的原注：“郑所南《心史》：‘畏吾儿乃鞑靼为父、回回为母者也。’”另外，顾炎武还著有《金石文字记》，卷六《识余》有《拱极观记跋》曰：“右小碑本在拱极观，观已久亡，万历中有人掊地得此碑，置之岳庙中，与宇文周碑并立。其碑文鄙浅无足采，然吾于是有以见宋人风俗之厚，而黄冠道流犹能念本朝而望之兴复，其愈于后世之人且千万也……其没于土中久而后出，岂陷金之后，观主埋之，如郑所南《井中心史》之为邪？”

　　可见，顾炎武也不是仅仅只在《井中心史歌》中写到《心史》。

　　归庄、钱肃乐咏《心史》

　　与顾炎武同时代歌咏《心史》的人很多，这里不能多写，仅谈谈顾炎武诗中提到的他最好的友人“昆山归生庄”和“太仓守钱君肃乐”二人。

　　归庄(1613～1673)是顾炎武同乡，字玄恭，又字尔礼、元功、元公、悬弓，号恒轩，入清后改名祚明，又称归藏，别号归乎来、鏖鏊巨山人等。归有光曾孙。青年时与顾炎武一起参加复社，明亡前后英勇抗清，曾鼓动群众杀死降清县令。后乔妆僧人，号普明头陀、圆照，亡命江湖，佯狂玩世，穷困以终。平生与顾炎武相知最深，时有“归奇顾怪”之称。归庄多才多艺，他先为《心史》写了一首五言长诗。此诗旧无刊本，1950年代在苏州发现珍贵的归庄手写诗稿，题曰《庚辰诗卷》(庚辰即1640年)，诗卷第二首就是《读心史七十韵》。归庄此诗题下有自注：“宋末隐士郑所南著。崇祯戊寅冬，苏州承天寺浚井得之，今张中丞梓以行世。”可知他读的《心史》也是张国维刊本。诗中盛赞郑思肖“苦节古罕俦”，肯定《心史》“良史世所珍”。

　　时任太仓知州的钱肃乐(1607～1648)，同样也是读到张本《心史》并题诗的。钱氏字希声，又字虞孙，号止亭，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亦复社成员。崇祯丁丑(1637)进士，在太仓为官清廉，有政绩，后辞归。清兵南下，钱氏起兵抵抗，转战海上，最后“忧愤卒于舟”(《明史》)；一说“忧愤呕血，闻连江破，以头触床而死”(《通鉴辑览》)。关于钱氏咏《心史》诗之数目，顾炎武《井中心史歌》序中所说有误；后人又大多未窥全豹，如最早1887年上海图书集成印刷局及后来商务印书馆多次印行的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四中仅载钱氏《和心史诗序》及诗中一残联，而且该序中还误为“成诗一律”；1984年，中华书局据清初旧抄足本重新点校出版《明季北略》，记钱氏咏《心史》诗共有十首七律，可惜该抄本对其中四首未录全。其实，钱氏这十首诗及序早就由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编入《钱忠介公集》中，该书1934年又由张寿镛辑入《四明丛书》第二集。其诗的次序与《明季北略》所录颇有不同，文字上也有一些差异。

　　又据《钱忠介公集》卷二三钱肃乐的弟弟钱肃图(退山)所作《忠介公前传》记，钱氏这十首诗在当时还曾单行刊刻过，就像后来的传单一样。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李邺嗣(杲堂)在悼钱氏的诗中也说：“奚为独镌诗，哭酹郑思肖？”王御(戒庵)的《所南先生诗序》中也隐约提及此事。可是，这单行刊刻的咏《心史》诗，除了这样三位明清之际人士所说之外，我从没看到还有别的人或后来的研究者提起过。我原以为，当年兵荒马乱，后又历遭劫难，镌诗原件恐怕很难存世；没想到，近年我竟在台湾惊喜地发现了！该镌诗原件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完整无缺，上钤“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印。当是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图书馆移藏上海，然后运至美国保存，后来美国又转交给台湾的珍品。世间恐无第二本，绝对是珍贵文物！钱氏诗的题目是《读宋郑所南先生心史诗(并序)》，但前面还印有“《庚辰春偶吟》，甬上钱肃乐著”字样。因此，有仅见台北故宫藏目的研究者，还以为是一部别集呢！其实仅是几页“传单”而已。内容与《钱忠介公集》所载同(个别文字小有差异)，这里限于篇幅就不抄录了。钱氏诗序云：“岁以戊寅，而郑所南先生《心史》见于承天寺井中。抚公张大人梓以行世，海内见先生之《史》者，无不知先生之心矣！然此心非独先生有也。余以暇日，偶览斯编，成诗十律，岂敢附吟咏之末，亦以性情所钟，不能自绝。世有观者，得位置希声于行道乞人之列，足矣！”

　　钱肃乐当时把这十首诗寄给归庄，一定也寄给了顾炎武。归庄在刚刚写过一首长诗后，又激动地步韵和了十首七律，仍见上述《庚辰诗卷》稿本中，题为《读郑所南心史已成七十韵，后钱希声明府以十律见示，复次韵得十章》。这样，归庄便成为明末为《心史》写诗最早、最多(共十一首)的一位诗人了。

　　因此，钱肃乐咏《心史》共十首，而不是顾炎武说的“二章”；归庄和钱肃乐的诗也是十首，而不是顾炎武说的“八章”。在今人注释顾炎武《井中心史歌》的一些书里未能注出，是不妥的。

　　(陈福康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为纪念昆山顾炎武、归庄诞辰400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