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故国人民有所思》：活在历史细节中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徐庆全

　　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终于出版了。用“终于”这个词，是因为从我知道他要写这本书开始，已经10年了。

　　从2000年至今，陈徒手就成了位于北京城南蒲黄榆的北京市档案馆的常客。从他居住的三里河到城南的蒲黄榆，距离不近，但每周他都至少来这里两次。一般早上九点到馆，开始手抄档案，中午扒几口盒饭，在休息区的沙发上眯一小会，下午抄到四点半，闭馆回家，一天能抄八九千字。他坚持不懈地抄了十几年档案，其中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的行状与命运，是他关注的重点。十几年下来，他所抄录的档案有好几百万字。

　　在这个过程中，我早上步行上班的途中，总会遇到他在晨练。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人，却有些喋喋不休，站在马路边上跟我说上一番他在档案中看到的一些“新鲜事”。

　　“哎，有些事很有意思”，在这个惯常的用语后，他会告诉我，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时，俞平伯并不服气：“他们原来要搞我，搞吧。我不再写文章总行”，“他们说我唯心，我看曹雪芹就是唯心，曹雪芹不比我俞平伯更反封建”。说到当年的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他说，马寅初为何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很可能跟一封匿名信有关。1954年11月，马寅初收到一封匿名信，校党委分析说，这可能是恐吓马寅初，让他辞职。说到当年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他说，当年陈垣常常和别人说到一句话：毛主席还让我带徒弟呢。可是，很多人都觉得这像是“段子”，因为官方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诸如此类的历史细节，是从宏大历史叙事中读不到的，我常常被引人入胜地忽然想起该上班了；而陈徒手呢，那张不苟言笑的脸也会露出有限度的笑容。

　　然后，陈徒手就说，他要写文章来叙述这些历史细节；然后，我就等。一直等到2010年，才陆续读到他写俞平伯的“1954年的抵制和转弯”，写马寅初“在北大的苦涩旧事”，写周培源的“坚辞背后的酸辛诉说”等等；再然后，等来了这本《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又读到了王瑶、傅鹰、贺麟、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和蔡旭等著名知识分子遭遇历史或者被历史裹挟的细节。

　　活在历史细节中的陈徒手，特别善于捕捉历史细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贴着材料写”。材料来自于没有感情色彩的档案，他的行文风格也尽量与档案的文字风格保持协调，不但没有任何花哨，反而力求一种拙朴。这种叙事风格一点也不妨碍阅读，反而会让你读着很舒服。他描述马寅初和陈垣两位当校长的人，没掌握任何实权，苦哈哈地供着牌位，心里很难受，他们都七八十岁，都到生命的晚年了，很不开心，但是也默然接受这种事实。读者读到这里，当然也不开心；他描述冯友兰，折腾一辈子，起起伏伏，想迎合上面，想做点事，但总是在错误的地方觉得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所以一辈子没有摆脱郁闷——读者当然也跟着郁闷。他写到，这些大知识分子在运动当中对那些中共从延安带来的政治术语——什么“脱裤子”，什么“割尾巴”——的隔膜，常常让读者都不好意思。我就常常想，这些语意上充满着隐私，再稍稍地引申一下就有暧昧意味的词汇，堂而皇之地写在中央文件中总有些滑稽色彩。

　　远离宏大叙事，“贴着材料写”，可以说是“陈徒手体”。从十多年前那本《人有病，天知否》，到这本《故国人民有所思》，都是一样的历史细节，一样的文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