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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妈讹人到老外肇事骂人 专家:根源在专业缺席

2013年12月05日 13:16 来源:北京晨报 参与互动(0)

  日前,一则从“讹诈”到“撞人”的“神转折”新闻成为了网络内外的焦点。为何捕风捉影的消息一亮相,便引来了众多网友和民众的批评、指责之声,而真相却被掩藏在了事实背后呢?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说:“以前说有图有真相,现在有图也未必有真相。”

  从“大妈讹人”到“老外肇事骂人”的神转折之后,媒体新闻和评论的问题被反复提起,为什么一则并不符合新闻规范,并不具备新闻要素的消息,却能够迅速引起公众和某些媒体不加甄别地跟进并且大加评论,神转折背后隐藏的,究竟是国人复杂的心态,还是一些媒体不专业的做法和态度?

  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专业”这个词早已被人们熟悉,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似乎也成为多数人的共识。然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非专业的事件,并非仅仅发生在新闻领域,在更多的领域内,类似的现象同样存在,由非专业而引发了事件层出不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表示:“人们对于负面新闻的盲从,特别是对国人负面素质的敏感,固然反映了普遍的社会情绪,但是这种情绪的产生是有根源的,而且也并不值得大书特书,中国人不是太过苛刻,而是太宽容。更应该注意的是,在许多误传和错传的消息中,一些不专业的新闻传播现象值得注意。”

  新闻,专业和不专业

  互联网时代是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记者,每个人都是现场的媒体传播员。这固然是对信息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一种形容,但对于新闻来说,并非是完全准确的说法。近年来,不少发达国家已经逐渐认识到,固然每一个人都可以拿起相机、摄影机,但并非所有人都是专业的新闻记者,都能够对现场的信息加以甄别和整理。

  北京晨报:一则非专业的新闻,制造了一场尴尬的“神转折”,引起了人们的思考,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现象?

  乔新生:人们常说,互联网时代是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记者,每个人都是现场的媒体传播员。这固然是对信息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一种形容,但对于新闻来说,并非是完全准确的说法。近年来,不少发达国家已经逐渐认识到,固然每一个人都可以拿起相机、摄影机,但并非所有人都是专业的新闻记者,都能够对现场的信息加以甄别和整理。

  北京晨报:这里所指的“专业”一词应该如何定义?

  乔新生:“专业”在这里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应该具备相当的人文关怀和职业素养,真实、客观、平衡地再现事件的全貌。其二,在技术上,能够把握现场细节,并且将诸多的细节拼凑出全貌,也即还原现场的能力。没有这两方面全面的能力,不能算一个专业的记者。事实上,类似的事件我们已经遇到过很多。

  乔新生:手拿书本的人不易被骗

  一则不准确的消息可以引发批判的潮流,一桩漏洞百出的命案可以宣判定罪,就在12月3日,安徽警方宣布,一件17年前的“杀妻”冤案告破,嫌犯另有其人,而该案的律师称,早在当年审理时,“该案就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还存在刑讯逼供的情节”。

  一方面是非专业引发的事件频频出现,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在名人、权威、主流平台的声音里被迫选边站队,盲信和盲从现象普遍,有人感叹“我们究竟还能信谁”?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理性的缺失、独立思考的缺失,是社会转型时代的阵痛,人们太忙了,忙到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思考和判断,只能盲从于权威、名人等。而许多权威、名人却往往是胜者通吃的产物,唯有希望理性的回归,希望这样的阵痛短一点。一个手拿书本的人,不会那么轻易受骗,而一个背包里装书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专业的缺席

  问题的根源在于,专业的管理机构、司法机构,包括新闻传媒不能及时地提供专业的服务和指导,因而屡屡发生错误消息引发批评指向无辜者的现象,这并非观众的错误,而是专业机构的失责。

  北京晨报:一则虚假新闻一经露面便引发了社会一面倒的批评,因此真相揭露后的尴尬也尤其强烈,在您看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乔新生:类似的“神转折”其实并非一起,早在南京的彭宇案中就已经发生过,从最初的人们批评老人讹诈,到后来发现确实发生了碰撞,这样的转折令人深思。问题在于,如果在公共场所能够有更多的摄像头,如果公安机关能够及时处理,如果人们愿意作证,彭宇案就很可能不会出现了。但事实恰恰相反,当人们需要社会管理机构提供准确的证据时,却无法得到帮助,如果管理机构能够及时提供证据,那么不论是被告还是原告,甚至是评论者,都不会陷入两难的尴尬,悲剧和误解就可能避免。

  北京晨报:许多人对于国人对负面消息过分敏感的现象表示担忧,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乔新生:人们谈“撞”色变,有其原因,但根源并不在这里,问题的根源在于,专业的管理机构、司法机构,包括新闻传媒不能及时地提供专业的服务和指导,因而屡屡发生错误消息引发批评指向无辜者的现象,这并非观众的错误,而是专业机构的失责。

  互联网“后遗症”

  很多类似的事件都有这种情况,当事人在网上求助或者发表意见,媒体不加求证就当做新闻发布。因此,新闻工作者应该自问,不要对任何微妙、存疑的案件轻易发表意见。不要以伸张正义的方式把整个社会撕裂,让不明就里的人们不得不选边站队。

  北京晨报:神转折事件也引起了人们对错误消息为何广为传播的思考,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乔新生:新闻媒体确实在很多时候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媒体既没有去现场,也没有采访和事件相关的人,在细节欠奉、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就加以传播,致使本来全责明晰的事件变成了乌龙。事实上,很多类似的事件都有这种情况,当事人在网上求助或者发表意见,媒体不加求证就当做新闻发布。因此,新闻工作者应该自问,不要对任何微妙、存疑的案件轻易发表意见。不要以伸张正义的方式把整个社会撕裂,让不明就里的人们不得不选边站队。这样的做法,牺牲的是真相,欠缺的是法律证据。就如彭宇案,新闻媒体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事件中撞人的过程被可怕地忽略了。

  北京晨报: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乔新生:就传播来说,之所以屡屡出现不专业的现象,和越来越依赖互联网有关。我接触过不少非常有专业素养的记者,如美联社、《洛杉矶时报》的记者,他们总是会说一句话:我们会采访更多的当事人和专业人士,以此做出更全面的报道。我们现在很少有肯花半个月或一个月采写一篇新闻的事情了。

  道德要求降低很多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理性地看待问题,独立地思考和判断自己所看到、听到的东西,就不会被骗了。实际上,这种看似道德判断的现象,其实和道德无关……事实上,我们现在社会对道德的要求降低了,仅仅停留在理论的高度,相比传统社会对道德的评判要低得多。

  北京晨报:虚假的信息引来许多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乔新生:有一个画桃的故事,老师在讲台上放了一个桃,让学者临摹,其他学生画的都像桃,唯有一个学生,画出来的像屁股。老师勃然大怒,校长严厉批评。唯有家长理性,他带着老师和校长坐到学生的座位上,结果发现,在那个角度看,果然不像桃,而像一个裂开的臀部。一个事件的发生,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问题在于,不同结论的得出来自于各自不同的观察和思考。为什么许许多多非专业的判断、决策、处理等能够实行,这和人们判断力的失常有关。

  北京晨报:有批评者认为,在对社会现象的评价中,道德判断往往会替代真相,是否真的如此?

  乔新生:为什么会出现一面倒的、不分是非的道德判断?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理性地看待问题,独立地思考和判断自己所看到、听到的东西,就不会被骗了。实际上,这种看似道德判断的现象,其实和道德无关。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非常讲究情怀的社会,比如儒家说的“修齐治平”,把人分为很多个级别,从修身到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是,只要奉公守法,就是一个好公民。事实上,我们现在社会对道德的要求降低了,仅仅停留在理论的高度,相比传统社会对道德的评判要低得多。

  胜者并非是全能

  胜者通吃的时代,社会的标准变成了胜者的标准,他们决定大小事务,发表各种意见,不专业的可以变成专业,错误的信息可以当做真相到处传播,无价值的评论被反复谈起。而普通人缺少辨别的能力,往往会盲从,这使得这个社会异常复杂,又空前单调。

  北京晨报:“专业”应该是现代人所熟知的一个词,但是我们的社会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非专业的事件呢?

  乔新生:这是一个胜者通吃的时代,一个人只要成功,就立刻会变身为各方面的全才,也敢在任何领域说话。不管之前是做什么的,只要成了名人,就有人送来大把的钱;只要当了教授,就敢在任何领域发表意见。胜者通吃的时代,社会的标准变成了胜者的标准,他们决定大小事务,发表各种意见,不专业的可以变成专业,错误的信息可以当做真相到处传播,无价值的评论被反复谈起。而普通人缺少辨别的能力,往往会盲从,这使得这个社会异常复杂,又空前单调。

  北京晨报:盲从产生于怎样的基础?

  乔新生:人们太忙了,又太疲惫了。每天为了车子、房子、孩子等拼命,处身于各种各样的利益纠缠、你争我抢之中,回到家里打开电视,又看到满眼别人的恩怨情仇,他们能做的只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把本来应该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事情都交给别人,每个人都成为了思想的奴仆。

  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但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心里造神,人们忙忙碌碌,但他们的思想,却被名人、权威等所统治,让人悲哀。

  回归独立的思考

  处于社会转型的时期,人们过分地追逐财富、追逐物质的丰裕,必然会导致精神的匮乏,每一个人都在为一日三餐奔波忙碌,怎么会停下来思考呢?我们的社会一定要有这样的一段阵痛,唯一希望的是让它能够短一点儿……因为当物质丰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自然会回归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北京晨报: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改变这样的状况呢?

  乔新生:实际上,不专业的做法之所以能够屡屡出现,和整个社会中的人们普遍缺乏理性的思考、独立的判断有关,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理性思考、独立判断,那么,那些非专业的人还能有市场吗?还能够占据专业的位置吗?我个人认为不会的。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手里拿着书本,那你想骗他就不会轻易成功,当每个人的背包里都装着书的时候,这个民族就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为什么要呼吁教育改革,因为现在的教育,很大程度上在扼杀人们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就像那个画“桃子”的学生,只有放开思想,才能做出独立的判断,不会盲从。

  北京晨报:除了教育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办法去扭转局面呢?

  乔新生:很难。处于社会转型的时期,人们过分地追逐财富、追逐物质的丰裕,必然会导致精神的匮乏,每一个人都在为一日三餐奔波忙碌,怎么会停下来思考呢?我们的社会一定要有这样的一段阵痛,唯一希望的是让它能够短一点儿。换个角度说,如果你来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走在德国的街道上会发现,街道上静谧的角落里、公园里到处都是在阳光下静静读书的人。因为当物质丰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自然会回归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德国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哲学家,正是因为在历史上,其数次出现过物质非常丰裕的时代,因此人们会有闲暇去思考自己究竟要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等。

  晨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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