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川鄂：夏志清是发现经典的“智勇之士”

　　记者欧阳春艳

　　19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的葬礼在美国纽约坎贝尔殡仪馆举行，享年92岁。

　　53年前，夏志清用英文写出《中国现代小说史》，发掘了一批被忽略和遮蔽的作家，扭转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阅读与历史叙述。

　　有人评价，“从《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进入西方高等院校”。

　　作为国内研究张爱玲的知名学者，省作协副主席、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川鄂曾在2006年赴港参加“张爱玲逝世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与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者刘绍铭先生有过对话。

　　近日，记者专访了刘川鄂。

　　坚持“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

　　在张爱玲几乎被遗忘的1960年代，夏志清把张爱玲推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高度，他将张爱玲的《金锁记》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在众人都将钱钟书视为一位学问家的时候，夏志清发现了《围城》的价值，并将钱钟书推崇为“吴敬梓之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夏志清还格外欣赏沈从文，将他与叶芝、福克纳相提并论。

　　由于对鲁迅等人的评价较低，有人诟病夏志清对左翼文学的批评是出于偏见。但夏志清说，他的判断标准一向是文学标准，坚持“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没有什么非文学的原因，比如他推崇的张天翼和萧红就是左翼作家。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陆的文学评论界兴起“重写文学史”运动。评论家们提到，对审美和文学史“应该有个人的理解”，这种个体化的视角正是夏志清一系列著作中的核心命题。

　　刘川鄂说，英国小说家班乃特在《经典如何产生》中指出，一部作品所以能成为经典，全是因为最初有三两智勇之士发现了一部杰作，不但看得准确，而且说得坚决，一口咬定就是此书；世俗之人将信将疑，无可无不可，经不起时光的从旁助阵，终于也就渐成“共识”了。这不是故意炒作，它的先决条件是作品杰出，评论家具有慧眼。这两者的结合，经典就在文学史上诞生了。

　　在刘川鄂看来，夏志清就是这样的“智勇之士”。

　　“好就好，有什么之一”

　　查阅资料，夏志清的履历上写着：1921年生于上海，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62年应聘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任教。

　　“夏志清的故事其实就是东方知识分子背井离乡的故事，在一战与二战之间的那段时间，他凭借奖学金前往美国，然后滞留在这里。有人因此说夏志清不是个民族主义者，不够爱国，我想，他的最爱是英语与欧洲文学，他是真的融入到纽约文化、美国文化中去的。”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讲座讲授王德威这样解读自己的导师。

　　夏志清最开始研究的是西洋文学，饱读西方古典与现代著作，一直到博士时期，他才开始认真去研读张爱玲等中国作家作品。将中国传统文学韵味和西方现代派小说精髓结合在一起的张爱玲，立即征服了夏志清，他大胆评价“《金锁记》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好的小说”。对于《金锁记》的高度褒扬，夏志清也采用了最西化的表达方式：“中国人就是喜欢客气，什么都要讲之一，好就好，有什么之一！”

　　夏志清对于张爱玲的评价，或许因为他受到西方文学审美的极大影响，他向来讨厌中国文学里的道德评判，更喜欢注重关注人性的西方文学。

　　“夏志清对大陆文学史研究和观念的最大冲击在于——从政治评价回到审美评价，以世界优秀文学审视中国文学。”省作协副主席、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川鄂告诉记者。

　　夏对中国文学整体性悲观

　　身为西洋文学专家，却以中国文学研究扬名，夏志清在学术界可谓异数。

　　夏志清对西方文学的基本创作精神与价值标准都有深入了解，而对中国文学，他持有一种整体性的悲观。2007年，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洋人看中国书看得少的时候，兴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没有兴趣了……中国文学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来，要起来早就起来了。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

　　“再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

　　对中国文学不留情面的批判，也为夏志清引来了两场著名的“笔战”。1961年，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曾撰文批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分析方法不够“科学”，并表示特别不认同夏志清对鲁迅的判断。夏志清也立即撰文反驳。现在，这两篇长文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读文献。

　　1986年，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撰文批夏志清“以夷变夏”，两人随后用文字展开了几番公开的学术争论，此事一度喧腾海内外。

　　“任何人要想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新的研究，都要先查阅、质疑或者至少是反思夏志清的观点。”面对关于夏志清的那些弹与赞，王德威作为其学术思想的继承者之一，如此评判。

　　访谈 记者欧阳春艳

　　经典如何产生

　　读+：能否谈谈夏志清及其《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你的影响？

　　刘川鄂：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读研究生时，导师李恺玲先生托她中央大学同学、著名作家聂华苓从海外辗转带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我们专业4位同学如获至宝，抢读贪读。我考研前把国内好几种文学史对照阅读并作了一厚本笔记，再读夏著，惊讶震撼，感服不已。我硕士论文研究张爱玲、博士论文研究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确有夏志清的影响，因此永存敬意。

　　读+：很多人觉得夏志清对张爱玲评价过高？

　　刘川鄂：张爱玲是把中国传统文学的韵味和西方现代派小说的精髓结合得最好的中国现代作家，《金锁记》表现金钱与欲望的冲突这样一个世界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主题，但是她有自己的创造，就是将金钱对人性的扭曲、变态的压抑，塑造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戕害人性的罪恶。

　　在这一点上，她比巴尔扎克、司汤达、中国的“三言二拍”等很多作品，描绘得还要精细，还要深入。所以，张爱玲的《金锁记》可以认为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读+：夏志清说张爱玲只感激胡适，对于他这样的朋友，是不怎么提的。在你对张爱玲的研究中，有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刘川鄂：胡适之于张爱玲，是师长。夏志清之于张爱玲，是弟子。一老一少，有敬有亲，都是朋友。她对胡适“敬若神明”，在信中恭称“先生”，对夏志清则视为小友，信函以“志清”称呼。从张夏之间的通信来看，她对夏志清高度评价她并引发热潮是心存感激的。

　　有的作家注意与评价过自己的评论家保持一点距离，尤其不愿在公开场合谈二者之间的私谊，反而会使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加分。这种做法很正常、很聪明。

　　怎样批评鲁迅

　　读+：夏志清对于鲁迅一直持有保留意见，无论是他的散文还是译作，你觉得这只是他的个人偏见吗？

　　刘川鄂：1949年之后，大陆对鲁迅的评价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歌颂与赞美，这里面含有严重的“注经”式研究意味。夏志清挑战了这种模式，并引发了大陆学者“回到鲁迅自身、回到文学”的新思维。当然也有人认为批评鲁迅的文字是他小说史的败笔。

　　不是不能批评鲁迅，而是怎样批评鲁迅。他的小说并非篇篇都是佳作，有的近于速写短章。鲁迅承认他自己的创作只有五种：《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他大量的精力都花到杂文创作上了。鲁迅的现实感太强，他没有想做一个单纯文学家。他首先是个思想家，再才是个文学家。当他发现杂文是个更直接的表达他对社会看法的方式时，他就放弃了小说创作。

　　只要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没有完成，鲁迅的价值是永存的。鲁迅对传统文化“吃人”本质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仅仅这一个命题我认为鲁迅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人。如果每一个受过基本教育的知识分子都能领悟到鲁迅思想的价值，中国社会就真正进步了。

　　读+：夏志清还品评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

　　刘川鄂：《围城》是中国现代最有趣的小说，这个是没有争议的，说它也许是最伟大的小说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在一般的层面来看，认为《围城》是一部表现抗战后方知识分子灰色人生的作品；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它表现了现代存在主义的人生困境，在这一点上提升了作品的内容含量。方鸿渐跟4位女性的爱情纠葛，表现了现代社会男女关系的4种形态，那就是肉体之欢、智慧较量、纯情之恋和婚姻圈套。这4种形态几乎概括了现代男女的全部关系，在这一点上，这部作品是很有启迪意义。

　　读+：夏志清评价沈从文“在道德意义上讲，其对现代人处境之关注，是与华兹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他将沈从文与英语世界的这些大家相并列，你怎么看？

　　刘川鄂：沈从文的影响当然不及华兹华斯等人，但说他的创作动机和艺术追求与几位大师相近，在起点而不是终点上与英语世界的这些大家相并列，毫不为过。

　　中国现代文学充满了硝烟。沈从文式的纯净，卓尔不群。

　　中国文学对外国

　　是个很大的“赤字”

　　读+：夏志清对于中国文学有比较悲观的论述，他认为“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你觉得这是一个很中肯的评价吗？

　　刘川鄂：过去我们认为，洋人看中国文学是通过文本看社会而不是审美需要，他们看重的是中国文学的非文学因素。这个判断大致是成立的。相较于外国文学对中国的“顺差”，中国文学对外国是一个很大的“赤字”。

　　只有少数几个西方作家对中国文学表示过赞赏。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审美文化差异。西方的个人本位文化使其文学关注人性，所以西方贡献了哈姆雷特、堂·吉诃德、浮士德、欧也妮·葛朗台、于连、聂赫留朵夫等文学形象，其丰富的人性含量极大丰富了世界各地读者对“人”的理解。

　　中国文化是泛政治泛伦理型的家庭本位文化，中国文学重历史轻虚构，重情节轻人性，重善恶轻真假。中国古代小说，心理描写简单马虎，亦因中国文化轻视个人价值。古代友情诗多于爱情诗，抽去李白等的爱情诗，李白还是李白。而抽去西方诗人的爱情诗，几乎就没有几个诗人了。

　　读+：夏志清对《红楼梦》评价不高，就此与唐德刚还发生过激烈争论，你怎么看？

　　刘川鄂：说到《红楼梦》，它的确是中国最好的小说，突破了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旧文学模式，突破了“大团圆”的瞒骗文学模式。但西方读者对其流水账式的开菜单、写茶艺，没有兴致，对没有生理缺陷且早早有过性爱经历的贾宝玉，成天在女儿堆里厮混，却不再有实质性的性接触也觉得不可理喻。赵树理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喜接触异性、爱穿花衣，作者和作品中人物一起嘲笑她。在西方人看来，这是正常的人性要求，怎么可以贬责。这就是文化差异。

　　读+：夏志清还说，“英国作品比中国作品要好。中国作品大都千篇一律，其实唐诗也不好的，诗太短了。”这种说法，你赞同吗？

　　刘川鄂：中国作品中，人性含量、审美含量俱佳的作品不太多。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汉语的朦胧性、意象化，使其不宜精密表达外部世界、特殊个例，但宜于表达意境意绪。所以中国古代诗歌的整体成就大于小说。尤其是那些描写自然和个人心境的对仗式绝句，妙不可言。但只有中国人才悟得出它的妙，老外没法懂。

　　夏志清论中国作家

　　链接

　　张爱玲后期的作品我都没有看过。我只听说，写的都是老东西，都是以前她小说里写过的内容，而现在很多人靠张爱玲吃饭。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确实伟大，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张爱玲是什么汉奸作家，台湾那边认为她是1949年之后才过去的“大陆作家”，但我就发现了她。

　　有一个观点我是不会改变的，我个人始终还是觉得，鲁迅在某种程度上被高估了，这可能跟毛泽东有关。我个人认为，鲁迅还是胆子不够大，他当时名气那么大，其实可以做更多事情。

　　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是好的，他们外语都很好。郭沫若后来的东西没办法看，我到中国大陆去过一次，什么地方都有他的名字；茅盾这个人很规矩，老舍这个人又自杀。鲁迅并不聪明，书念得不多，比他弟弟周作人少多了。

　　端木蕻良和萧红都是我朋友。其实我一开始要写萧红，但没有写好，就写了端木。开始写端木，那你一定要研究萧红，你就发现萧红太厉害了，张爱玲下来的女作家就是她了，《生死场》和《呼兰河传》都是非常好的小说。

　　（记者欧阳春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