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新作走下神坛：扎堆出版却不受好书评选待见

　　当我们谈论好书榜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

　　站在文化的视角回顾逝去的2013年，会发现许多值得记忆的节点。比如，这一年，许多名家竞相推出长篇，带动了长篇新作品的涌现。本组专题将重新梳理过去一年在“明书话”栏目中曾追踪或者遗漏过的那些阅读现象、文化事件，从种类繁多的好书榜、风生水起的科幻文学、再度发力的知青文学三个方向上，再次标示出它们的价值。

　　编者

　　2013年，对于原创文学来说，应该是很特别的一年。

　　它的特别，一方面在于，最近几年间，还没有哪一年像2013年这样，有如此之多的名家推出长篇新作——贾平凹(《带灯》)、余华(《第七天》)、苏童(《黄雀记》)、阎连科(《炸裂志》)，颇有些新书扎堆的景象。加上文坛的老前辈王蒙(《这边风景》)，再算上虽然阔别已久，但这两年连续推出新作的马原(《纠缠》)和低调已久的韩少功(《日夜书》)，名家阵容着实壮观。这还是以是否推出长篇小说作为标准，若条件放的更宽一些，还得加上迟子建，她的《晚安玫瑰》名为小长篇，但更多的被看成是中篇。

　　事实上，名家的新作，在这一年里还有很多。张洁(散文集《流浪的老狗》)、张炜(《万松浦记：张炜散文随笔年编》)以及莫言(剧作集《我们的荆轲》)，都是当代文坛响当当的名字。但是，我们以长篇小说作为选择标准，一来是因为，长篇小说这些年的地位依然最受瞩目；二来，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比之于散文集而言，更容易排除炒剩饭的嫌疑。

　　另一方面，在各种版本的2013年年度“十大好书”的评选里，除了阎连科的《炸裂志》在新浪中国的好书评选里露过脸之外，名家们的作品几乎全部落马。

　　名家新作的扎堆出版，与好书评选的不受待见，尽管二者之间并无绝对的关联，而且，不同榜单的生产者(媒体和评论家)，都有各自不同的选择标准，难免有偏颇之处，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反差如此之大，还是让人有些意外。

　　这是好书榜，不是图书畅销榜，所以无关乎作品销量，或者，销量并非上榜的首要条件——从销量上看，阎连科从来不是畅销书作家，但这并不妨碍《炸裂志》上榜，这多少替这些名家们挽回一点脸面——这至少说明，评论者不能再以“文学边缘化”和纯文学市场的萎缩作为借口了。

　　那么，这些名家新作纷纷走下神坛，原因究竟何在？

　　是固守还是突破，这是个问题

　　在现在的情况之下，作出任何判断，都难免有草率的嫌疑。所以，暂且先说一件事情，聊作抛砖之用。

　　几年前，记者曾采访过一位作家，他一直致力于一个特别题材的创作。当时，他被问及会不会有所转变，去开掘新的题材。他说不会。理由很简单，自己在这个题材，已经有所建树，而且熟悉，再换，风险太大，未必能成功。

　　说及这件事，并不是对他个人有什么看法。因为，这种害怕改变，不敢寻求突破的姿态，并不是一个孤例。

　　说回去年名家竞写长篇，以贾平凹为例。当年，初看他的商州系列，觉得他的文字简直好的不得了——老练，古朴，有清末民初的文风气韵。读《白夜》，看他写目连戏，尽管只是顺手提及，却仍然引人神往。但最近这些年来，他的《古炉》就已经显出自我重复的姿态。到《带灯》，更是不堪。《带灯》刚出版不久，已经有批评者将《带灯》中的片段与《老西安》、《秦腔》、《怀念狼》和《废都》等贾平凹的旧作作比较，很尖锐地指出，“《带灯》换汤不换药的写作，只不过是贾平凹对其以往众多作品的一次大炒冷饭和文字大杂烩”，“《带灯》的外包装虽然有所改变，但其中的诸多细节和人物对话，都是贾平凹对其以往旧作的自我抄袭和重复书写。”

　　即便没有这些自我重复的书写，考虑到《带灯》所描写的生活情境，那种乡村经验的叙事，已经很难再打动年轻的读者。

　　对于固守的农村题材，贾平凹是完全清楚的。在《带灯》的后记里，他曾提起自己在陕西作协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他说：“如果陕西还算中国文学的一个重镇，主要是出了一批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农村也不是昔日的农村，如果再走像老一批作家那样的路子，是没条件了，应该多鼓励年轻作家拓宽思路，写更广泛的题材。”不过，他又说，“我这么说着，但我还得写农村，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我是被定型了的品种，已经是苜蓿，开着紫色花，无法让它开出玫瑰。”

　　或者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尽管贾平凹自己形容《带灯》的写作，是“为了当代中国文学去突破和提升”，但在媒体和评论者处，依然不大讨好。平心而论，因为《带灯》填补基层工作者“这一个”形象的描写，其文学史意义上的价值还是有的，但就其单纯的文学价值而言，就要弱上许多。

　　探索文学新的可能才能唤醒文学想象

　　整体来看，在2013年这些名家新作中，或多或少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因为有《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的深刻，对于余华的写作，评论界和读者一直充满期待。他的《第七天》，叙事者“我”在冥界中寻找养父，“寻找与回忆穿插安排在时间的纵轴上，其他人的情节则被安排在空间的横轴上展开”，尽管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试图广延叙事空间，让当下生活与历史交集，”但是，因为新闻事件在小说中的生硬罗列，他的一腔心血全被无视，反而被诟病为“新闻串串烧”。至于韩少功的《日夜书》，正像评论者所说的那样，尽管“知青”已退为叙事帷幕，但“仍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着他的知青经验”。

　　与此相似的是，苏童在《黄雀记》里重回“香椿树街”，仍然向人们展示着“南方的阴暗、潮湿让他沉溺在童年记忆中难以自拔”。然而，更大问题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其作品中无休无止的宿命论。诚如葛红兵所言，“苏童常常不能为自己笔下的人物的遭际提供一个社会性的解释，苏童笔下的人物常常是宿命的”，这种宿命论的存在，对于其作品的思想性而言，无疑是一种伤害。

　　回头再看“新浪好书榜”给阎连科《炸裂志》的评价：“小说以恣意的想象与抒写，塑造出一个夸张浓缩、欲望脱缰的荒唐世界。一部看似荒诞却指向现实深处的寓言，一个迅疾变革时代的‘新神话’，传递出作者不断超越自身的探索、开拓思想深度的努力，以及对现实深切忧虑的情怀。”

　　认可与否定，选择的标准，一目了然。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2013年，有那么多的纪实文学和散文、随笔等反映个体情怀的集子得到了比往年更多的关注。

　　在纪实文学里，作为代表的是《打工女孩》和《出梁庄记》，前者早在2008年即已成书(英文版)，出版当年被《纽约时报》选为“2008年百本应读书”，2013年才推出中文版。它的受人关注，与其关注“东莞流水线女工”的选择分不开，正如同《出梁庄记》的被人关注，缘自于对梁庄分布在各个城市的打工者的关注一样。一方面因为被关注对象弱势群体的社会属性，更容易博得读者的认同；而另一方面，作品中的关怀、责任与思考，则真正接续起知识分子的悲悯意识与责任担当。与大多数长篇小说作品比起来，它们所揭示的生活质感和痛感，甚至于耻感，都深刻得多。

　　以《在大时代过小日子》和“湘辣三人帮杂文随笔文丛”为代表的杂文评论，同样彰显出不同于原创文学(小说)的活力。前者作者肖锋为《新周刊》的主笔，以其新锐的视角，紧扣时代脉搏，针砭时代之弊，无论是话题的参与度还是思想交锋的活跃度，都远非如今小说创作里更多的自娱自乐可比。

　　值得一提的，是后者。杂文自鲁迅先生以后，似乎都得带上了一股杀伐气，“不仅难写，更难工”。但这套杂文随笔文丛的三部作品，《非常魏道》(魏剑美)、《四十说惑》(周湘华)和《非常弱音》(刘诚龙)，无论是从切入角度、文字功夫还是作品所涵盖的内容上看，都可以称作上佳。在丛书的序里，著名作家肖复兴就表示，“尽管当前杂文创作表面乱花迷眼，报刊和选刊杂花生树，却一直觉得离杂文创作的理想境界依旧很远，总有一种不满足之感”，但这三部作品，“读后让我的眼前一亮，多少可以一解眼下我读杂文之渴，让我欣慰和感佩”。

　　这或者就是长篇小说如今最真实的处境。一大批有实力的写作者，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放弃习惯化的书写，不愿意或者无力于探索文学新的可能性，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原创文学真正的进步。文学的边缘化，从来不是一种原因造成的，一味的责怪读者阅读太浅，或者市场过于商业化，多少有些推卸责任的嫌疑。而一个令人欣慰的真实便是，好作品从来不缺乏好的读者。真正消减了读者对于文学想象的，恰恰是作品本身。

　　文/本报记者刘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