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生前受慈禧重用 死后被报纸骂“死之迟耳”

　　荣禄死于1903年4月，死前是慈禧倚重的心腹大臣，是太后的“参谋总长”兼左膀右臂。有人说两人是情人关系，甚至说光绪是他们的私生子（北京晨报2012年3月11日），这似乎有些“小说家言”。但慈禧对荣禄确实眷恋和信任，“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决焉”（《清史稿·荣禄传》）。荣禄死后，据说太后比死了丈夫还悲痛，荣禄享受到的哀荣也就可想而知了。“赠太傅，谥文忠，晋一等男爵”。清朝沿袭明制，太傅与太师、太保并列为三公，均正一品。而“文忠”的谥封，清史上仅有索尼、傅恒等几个地位崇高、功勋卓著的相国才享此殊荣。慈禧死前，又钦点荣禄的外孙溥仪为皇帝，可谓“后恩浩荡”，恩宠之极。

　　然而，与慈禧和朝廷的哀痛及评价相反，民间对荣禄之死则是一片欢呼，报章评论无不拍手称快，《中外日报》甚至说：“恨其死之迟耳！”（《历史档案》2013年4期冬烘刚文，下同）朝野如此两极，道理也好理解，荣禄效忠的是慈禧，功在太后，比如发动戊戌政变、斩杀谭嗣同等“六君子”，就为太后再次垂帘听政铺平了道路。而这些对于维新派和天下苍生而言，不但不是功，而且是罪。评价之所以迥异就在于双方的立场不同。不过，还不仅仅是这些。

　　荣禄死的年代，官民矛盾严重对立，“仇官”现象极为普遍。1901年的《集成报》的一篇社论就说：“中国之民皆好民，中国之官皆不好官。”人民如此“仇官”，应该说这是“有缘有故”的。当时的官场太黑暗了，买官卖官蔚然成风，有报章就疾呼：“中国吏治之坏，至今已达极点矣！”著名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就是这个时候问世的。那可不是虚写，不少人物都有真实姓名。小说中的官吏龌龊不堪，正是当时官场的写照。而荣禄这个“首席大臣”在这个时候死去，人民喊“大快人心事”也就不奇怪了。而荣禄呢？确实是只“大老虎”。晚清社会的一大特色是候补官员太多，据说每年存量达两三万之多，这些人若老实排队等待“组织”安排，恐怕只能永远候着 “听鼓”了，心里急呀！于是，官场请托便风靡士林。就是暗地拉关系、使银子，最终找到一个大人物出面打招呼，实缺便搞定了。而荣禄这个卖官大老板就应“运”而生了。经学者考证，仅从1901年到死的三年时间里，荣禄批的请托存札就近四百件。荣禄批这么多条子可不是夙兴夜寐为国操劳，而是权力寻租。条子一批马上就有人送来银子，同时还能培植财源和私党。荣禄的女儿大婚时，那些已补上肥缺的“门生”们纷至沓来，送三千两、几百两不等，银子流水般地进入了菊儿胡同荣家府第。《官场现形记》里有个华中堂，在京城开了个古董店，专门经营买卖官缺的生意，据胡适先生考证，这华中堂正是荣中堂。清朝末年，庆亲王奕劻被朝野封为卖官鬻爵的“庆记公司”老板，假如荣禄多活十年，这个老板是绝对轮不到他的。荣禄如此贪婪，人民恨他不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众所周知，在皇权专制社会，人民对官员的乌纱帽是没有丁点决定权的。这一点做官的似乎很高兴，就像荣禄，用不着去讨好芸芸众生，只要能赢得老佛爷，便能赢得天下，便能使头上的乌纱帽固若金汤。然而，事物有一利必有一弊，荣禄挨骂正是吃了“利”的亏。假如人民能决定他的官帽，十年前就被民众撵下了台，从此赋闲或干些力所能及的正经事。试想，一个离开权力多年的老人在近古稀之年去世，以中国人民向来的善良和宽容，还会骂他死得太晚吗？不得民心者、贪赃枉法者早早自动离开权力，或许是自我救赎的好办法。荣禄既不下台又狠狠地贪，媒体骂他该死只能是其咎由自取了。

　　最后再说一句，荣禄死时的那个社会并非一无是处，报纸敢在这位“大清国杰出领导人”病逝之时公开骂他“恨其死之迟耳”，而报馆竟安然无恙，仅这一条就相当了不起。□刘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