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家携《功甫帖》原件来京公布技术鉴定结果(图)

　　工作人员用手持无线视频数码设备，对《功甫帖》进行现场放大扫描。

备受关注的苏轼《功甫帖》首次亮相，右上为其墨迹。本报记者 李继辉摄

　　过去两个月，苏轼名迹《功甫帖》成了收藏界的争议焦点。上海藏家刘益谦花费5037万元人民币，从纽约苏富比竞得这一拍品，孰料却遭到上海博物馆三位专家的质疑，称其为“双钩廓填”的赝品，一时之间真伪难辨。昨天下午，刘益谦夫妇以其创办的上海龙美术馆的名义，来京召开媒体见面会，现场展示《功甫帖》原件，并公布了《功甫帖》高清影像资料和技术鉴定结果。

　　现场 争议藏品首次公开亮相

　　在昨天的媒体见面会现场，此次引发争议的《功甫帖》原件被放置在展厅正前方，一进门就可以看到。“让大家看一看《功甫帖》，看了原件以后，再作出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说。”刘益谦在开场时说道。他认为，中国书画鉴定的理论固然高深莫测，但“绝大多数人均未见过真迹”，这才造成了真伪难辨的问题。

　　现场展示的原件分为四部分，右上为《功甫帖》墨迹（即“真迹”），右下为《功甫帖》翁方纲勾摹本，左上为翁方纲三段题跋，左下为近人许汉卿题跋。龙美术馆执行馆长黄剑展示了《功甫帖》高清影像资料，其中包括《功甫帖》墨迹、勾摹本的1200dpi高清扫描图，以及6000万像素的高清背光图。

　　随后，黄剑拿出无线视频数码显微镜，在现场为大家分别演示墨迹和勾摹本放大50倍的效果图。不过，现场显示的效果不如其提供的影像资料清晰。对此，主办方解释说，这是由于太多人群围观和数码设备信号干扰造成的，并且一度要求距离原件5米范围内的在场者关闭手机。

　　另外，刘益谦在现场表示，此次来京前，曾通过各种渠道邀请对该藏品提出质疑的上博三位专家出席会议，也希望他们到现场讲解什么叫“双钩廓填”。但是这三位专家并未出席此次会议。

　　鉴定 与“勾摹本”有明显区别

　　在6000万像素的高清背光图对比中，黄剑指出，借光透视可以明显地看到《功甫帖》原件纸张比勾摹本厚得多，游标卡尺测量的结果也显示，原件纸张厚度为0.235毫米，勾摹本的厚度则是0.166毫米。“显然《功甫帖》的纸张并不适合‘双钩’。”他解释说，“因为‘双钩’只有用透光性非常好的纸张才能进行，需要纸张比较薄。”

　　而在幻灯片展出的墨迹和勾摹本高清对比图中，黄剑分析说：“墨迹可以看到自然书写的特性。”主办方鉴定结果举出的例子包括回锋提笔处、笔画交叉处墨色较浓，偏锋扫过纸面时偶然发生的不规则缺口，聚墨处边缘有自然渗出笔画边缘的痕迹，以及自然有力的游丝等。与之相比，同样光源条件下，勾摹本则显出笔画交叉处墨色均匀、墨色和勾的线不完全吻合等特征。

　　主办方拿出的鉴定结果给出结论：“《功甫帖》高倍扫描影像结果直观显示，‘双钩廓填’说不能成立。”对此，受邀出席昨天见面会的多位专家均表示赞成。著名书画家、鉴藏家萧平表示：“是书写而不是‘双钩廓填’，这是显而易见的。”

　　发现 残章为宋“义阳世家”印

　　《功甫帖》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上面的印藏章。上海博物馆的研究报告中曾指认，该藏品的墨迹本上除许汉卿藏印外，其余鉴藏印皆为清中期以后伪印，理由是所有鉴藏印印色相同。对此，主办方认为“非常荒唐”，真迹中“可明显看到颜色根本不一致”。

　　在主办方公布的技术鉴定结果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功甫帖》上的两方残印，应该合并释读为“义阳世家”印，图像对比分析，这一印章与台北故宫收藏的北宋徐铉《私诚帖》等北宋名迹中的“义阳世家”印章一致。而经过考证，“义阳世家”印鉴应属于宋代傅氏家族。

　　针对“义阳世家”印章这个新的证据，古代书画收藏家朱绍良认为，“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他说：“我们现在所看到凡是义阳世家收藏的作品，没有一件是南宋的，全部都是北宋以前的，那么，《功甫帖》应该也是属于北宋的。”

　　业界观点

　　书画鉴定窘境如何“破”？

　　不到两个月时间，越来越热闹的各方观点让《功甫帖》真伪之争陷入了僵局，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书画鉴定乱象的热议。见面会现场，这一话题也屡次被提及。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功甫帖》最终将会形成一个无法收拾的残局。”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在此前就《功甫帖》事件撰写的文章中说。他分析说：“《功甫帖》事件实际上是近年来不绝于耳的中国古代书画真伪问题稍高级别的街谈巷议，其真伪争议所反映的本质问题是中国书画鉴定的当下窘境。”

　　中国收藏家协会咨询鉴定委员会前秘书长刘建业则这样比喻鉴定界的乱象：“鉴定界有好多病，但没有正规医院去治，因此就有好多庸医出来瞎治。”

　　权威专家缺席，各方“专家”各说各有理，这样的窘境并非一直如此。据悉，1962年和1984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曾两度成立，对全国各地所藏的中国古代书画都可以进行权威鉴定。遗憾的是，随着谢稚柳、启功、徐邦达等小组成员年事已高或相继离世，鉴定组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不了了之。

　　“现在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只面向博物馆，不对民间提供服务。”刘建业说，“国家文物局和各地文化局应该共同出面成立一个权威的国家鉴定机构，专门管民间的鉴定。”陈履生也在文章中表示，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建立一个国家权威的中国书画鉴定体系，培养专业的鉴定人才，用科技创新打开鉴定中的技术瓶颈。　本报记者 杨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