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民国温度》：民国还是实实在在的人间

　　《民国温度：1912-1949书影流年》 肖伊绯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所谓“国体”，即如人体，亦有温度，并非是恒常不变的某种标准；它有高有低，有冷有热，一个国家的温度总是与无数个国民个体息息相关的。所谓“国民性”，说到底也就是人性，并不完全是鲁迅先生一家之言、专利发明，它总脱不了善恶美丑的抉择，总撇不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变迁。

　　原本以为是一本风花雪月加穿越的《民国温度》，竟让我读出了上述这一番有些沉重的大道理来，着实有点惊讶了。按照作者的说法，这是二十本民国旧书引发的一番人性考量——“民国”的温度究竟是几度，书中虽未明言，却可以感知得到。民国，也有冷热，也有炎凉；说到底，还是实实在在的人间，也并非高高在上的“理想国”。

　　与时下流行的讲述民国史实或风情的大众读物不同，《民国温度》一书实在是尝试着走出一条“中间路线”来的。放眼望去，眼下流行的“民国书”无非就是两大类，一类是有严格学术标准与追求的民国史研究类书籍，一类是以“怀旧”为号召，迎合大众读者的民国风情通俗读物，这两类书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约束。比方说，研究民国史、剖析民国史实的书籍往往倾向于史料的考证与辨析，对专业读者而言，这类书籍或可成为“新史料”；但对于大众读者而言，这类书籍过于严谨的“硬线条”，使阅读缺乏亲切生动感，难以“悦读”。而展示民国风情、以文学手法再现民国佚事的书籍，则往往倾向于史料的渲染与再造，有些佚事的叙述甚至于依靠文学想象，虽然迎合了绝大多数大众读者的“怀旧”口味，颇受市场追捧，但对专业读者而言，这类书籍史料不过硬、文学手法泛滥，并没有可资参考的史学价值。《民国温度》一书，试图兼顾“新史料”与“怀旧”，既展示了作者经年积淀的文献收藏与史料梳理功底，又合理有度地运用文学手法还原出一些重要历史场景，这需要在文史研究与写作方面胆大心细、敢为人先，这是颇难得的。

　　比方说，书中开篇将末代皇帝的家事拈提出来，作为《民国温度》的序幕，这样的编排本身就别具深意。末代皇帝溥仪在紫禁城里安上了电话，随手拨的第一个号码，竟是京剧名角杨小楼的。南社诗人正在写的一部剧本，恰恰正是写溥仪生母瓜尔佳氏与杨小楼的爱恨情仇，世事巧合原来自有因缘。书中又接着写赛金花与《孽海花》，把文学上的戏剧化与生活中的人性化做了对话，原来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在中国早有刻画。翻译家、小说家曾朴的情史，书中亦有拈提，并捎带着重新解释了曾朴自号“东亚病夫”的缘由。这一切，都不由得让人警醒，原来“国民性”只是生生造出来的社会学概念，“人性”才是在古今中外都保持着恒久温度的命题。

　　尽管这本书目录上的确是规规矩矩地将书中提到的二十本民国旧书，分为“民国·文艺”与“民国·学术”两个大类，能让人一目了然作者的收藏与评说。但很奇怪，这本书读着读着，完全没有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书话体”叙事手法，对这些原本珍罕难觅的民国旧书并没有刻意渲染其收藏故事。更为奇特的是，这本书的写作节奏，还不完全是钩沉民国史实的那种，随着我的阅读进展，感觉上还逐渐偏离了民国文艺史或民国学术史的层面。那么，《民国温度》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主题，或者说作者究竟有着怎样的旨趣呢？

　　该书最后一章“鲁迅抬棺人、童话及其它”，是通过《万仞约》这本短篇小说集来谈张天翼的早期文学创作的。读完之后，只是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位作者究竟以何种风格、何种姿态名世，实际上只是当时或后世的读者们自由取舍拼贴而成。一位作者，无论知名与否，其实都是在自身的生活领悟与人性欲求中随意写作的，并没有后世所谓的“盖棺定论”。反过来，再看该书第一章“亡国外史后宫剧”，瓜尔佳氏的婚外恋，无论情人是否是杨小楼，其实都与大清国是否亡国并没有必然联系，这种随意的私人生活史本身被赋予了太多的历史之“重”。或许，《民国温度》，就只是一册量度人性、为历史祛魅的记事本吧。杜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