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张力：“中国梦”的国际传播应重视跨文化阐释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此后在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9次提到“中国梦”。这一系列的“中国梦”表述引起境外媒体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评论。

　　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具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和重大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堪称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和第一大制造业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同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进入新一轮适应期和调整期。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要想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就必须破除阻碍中国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形象的局限，推进与深化改革，建立保障自身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良性机制。因此，我们不但要为深化改革做好理论准备、思想准备，也要做好舆论准备，做好“中国梦”跨文化阐释的国际传播工作，“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这个概念，是对外部世界对中国不够了解的现实情况的一个阐述。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梦”这个字的表达更具有世界性的亲和力与感染力，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向国际社会传递与表达了中国寻求理解与认同的意愿与渴望。中国希求获得世界理解与认同的渴望由来已久，这是因为在国际传播中，中国的形象一直不断地被误解、被曲解，甚至由于意识形态偏见被恶意地歪曲。从中国国家形象的变迁史可以理出“中国梦”提出的历史逻辑。总的来说，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阶段、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双方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有密切关系。在西方人眼里，最初的中国是美好的乌托邦的代名词。被引介到欧洲的中国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在17-18世纪掀起了欧洲的“中国热”。当时，无论是在物质文明、文化思想还是政治制度方面，西方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中国在当时西方心目中的形象达到了理想的极致。但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在世界近代化浪潮中落伍，中国的形象在西方人眼里发生了变化，从过去正面辉煌的形象转而成为颓废落后的负面形象，这一时期在西方世界建立起的中国形象影响了今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从19世纪开始至今，国际社会对中国认知的代表性观点有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带有极端片面性的认识和言论。

　　事实上，这些对中国的极端印象都是西方在缺乏对中国的切身体验与认知的情况下，根据自己对“他者”的需求塑造的一个“东方的”中国形象，这种认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媒介对中国的话语表述和构建，在国际舆论中对中国造成了不公正的负面影响。西方媒介对中国的报道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研究西方媒介对中国形象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倾向于负面的报道，甚至是歪曲报道，将大量片面的、欠缺真实性的信息传播给国际受众。从西方媒体关心的涉华议题来看，主要集中在所谓的“中国问题”上，比如“人权”、“中国威胁论”、环保问题、贸易争端、台独、藏独、食品安全等议题。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所做的具有价值预设的报道，借助强大的媒介传播技术，在全球迅速传播，与此同时，在利益上依附于西方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对此类信息进行“二次传播”，形成和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这种对中国的认识，是因为有关中国的真正知识与事实信息的长期缺失以及西方缺乏对真实中国的感知和体验。西方媒介对中国的媒介形象塑造是在信息不对称、真实中国缺席的情形下完成的，实际上是对中国形象的一种概念化和简单化的处理，而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则更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成见。在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定式里，有关中国的话语表述都被放在已有框架中被“原型”化，以符合西方人的既定想象，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参照意义，维持他们对世界的理解系统与世界的既有秩序。

　　二

　　西方媒介建构的关于中国的认知系统是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国话语权缺失和被弱化的状态下被“他者”化的一个表述体系，而不是对现实中国的合理与客观的认知与理解。当前，我们应重视做好“中国梦”跨文化阐释的国际传播工作，消除西方媒介在主客体对立的意义假设上去认知和报道中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在国际传播活动中，通过双方主体之间不断的媒介对话、不断的信息往来，来不断拓展彼此的认知视野，从而在更广泛而深入的层面形成共同视域、达成更多共识。“中国梦”的跨文化阐释是当今世界认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中国梦”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的权威主体，让世界了解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尊重我们的价值观与理念。我们要主动寻求向外传播对话，才能不至于在外来强势文化的浪潮中迷失自我文化的本真。而“中国梦”这样的感性表达，恰恰为我们与世界开启了对话之门，接下来，如何做好“中国梦”跨文化的阐释工作，决定了是否能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理解中国。

　　应该看到，在全球传媒时代，国家之间、文化之间的交往与竞争更多地体现在媒介传播的策略和力度上，面对这样的传播现实，我们需要建立和完善“中国梦”的媒介话语表意机制，输出具有中华文化核心精神并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体系，在“中国梦”的跨文化阐释与国际传播中输出自我的“本真”意义，融合于整个世界的意义与知识体系中，推动对世界认知与理解的丰富性与完整性的建设。面对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我们需要提高适应能力和反应能力，在对跨文化传播的实际工作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策略，提升“中国梦”的跨文化阐释与国际传播水平。做“中国梦”跨文化阐释与国际传播的话语主人，对“中国梦”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要具有战略高度，要做好顶层设计。

　　在媒介全球化的语境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通过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的途径建构存在、表达自我，进而融入当下多元化世界，日益显得必要。在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意义在交流行为中得到阐释与确立，某种程度上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意义与知识生产被纳入媒介话语权力的结构中，便关系到世界文化秩序的构建，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世界的文化地位与文化处境。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对“中国梦”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来进行一系列关于中国“本真”的意义建构，从新知识生产的高度参与国际传播新秩序的确立，通过“中国梦”的跨文化阐释为世界提供一个新的认知视角，将自身媒介话语的意义生产纳入到世界的新知识生产体系中，从而参与到对世界意义秩序与文化秩序的重构中，并站在这个高度上制定“中国梦”的跨文化阐释与国际传播策略。

　　三

　　做好“中国梦”的跨文化传播工作，要重视意义阐释而不是符号与概念的简单输出，要重视意义体系的构建与传播而不是意义碎片的零散输出。主体双方真正的沟通与理解在于意义的交流，“中国梦”的跨文化阐释与国际传播要形成有意义统领、核心精神的意义体系，还要形成一套完善的表意机制，在传播活动、文化行为、文化产品等各种途径与载体中表达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与文化精神。应该认识到概念与符号的简单输出，并不能有机地嵌入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架构中，需要重视“意义”的输出，形成源源不断的意义流，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意义体系，形成一定规模的媒介话语流，适应时代语境与环境的变化，有层次、有步骤地进行跨文化传播，逐渐在更多方面与国际社会形成良性的话语互动，并在话语互动中消除或减弱国际社会的误解和误读，达成更为广泛的共识，为世界开启思考问题的新维度与意义解释的新向度，充分表达人类更为全面的体验与认知。

　　在“中国梦”跨文化阐释国际传播过程中，要舍弃传播效果较差、不能够深入人心的宏大叙事的传播方式，解构与具化“中国梦”，进行意义深描式的传播，将“中国梦”解构与具化为一个个故事，作真实的、感性化的报道。同时，创新对外传播的话语表达体系与表达方式，适应国际受众的接受习惯，学习国际化的语言表述风格，比如幽默、富有情感的语言表达等。在了解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增加深度报道以及专稿、特稿等更具有深入阐释效果的报道形式，做到有效与深入人心的传播，增加国际社会对我们的了解与理解，减少误解与曲解。我们应在对自己和对方的历史、文化、民族拥有足够的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自信、文化自信，从容地出入于各种文化情境，做好“中国梦”的跨文化阐释国际传播工作。

　　在全球传媒时代，“中国梦”跨文化阐释国际传播工作十分重要，不容忽视。我们之前在国际传播界一直处于失语的地位，得不到关注，没有话语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为世界所瞩目，正是我们对外传播的重大机遇期，因此，必须牢牢把握这个跨文化传播的大好时机，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中国梦”的跨文化阐释与国际传播工作，增进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了解与理解，继而减少与避免误解、偏见甚至是曲解和捏造，为我国社会各个方面持续健康发展、推进与深化改革、实现“中国梦”创造一个公允的、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作者 张力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外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