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尧对话沈昌文:阅读量下降出版商需负责(图)

　　离开《读书》，沈昌文的见识、眼光和幽默仍然为出版界所关注倾听沈先生的人生经历，会暂时忘却世界，回到心底深处的净土。

　　1945年3月至1951年3月，基本上是工读生涯。上学的同时，曾在金店、粮店习艺。

　　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1996年1月，退休。

　　近日京城文化地标之一的三联韬奋书店试水不打烊，24小时接待爱书人引发读者关注。

　　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著名出版人沈昌文先生，在京城文化界亦享有“不打烊”的美誉，八十高龄依然活跃在文化界，接受中国作家富豪榜创始人吴怀尧的访谈时，沈昌文说，自己从念小学开始，就处于人性扭曲的环境之中，“我连哭都不能大声哭，笑也不能大声笑，说话也不能随便说。我始终要仰仗别人的帮助。为了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小学，我连自己的姓都得改掉。我不能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儿，因为我的祖母不允许，那是她眼里的‘野蛮小鬼’。正是在喜好玩耍的时候，我唯一的游戏就是闷在家里，隔着板缝往外看。这形成了我比较特别的经历，也促使我这个当学徒的永远要念书，要上进。

　　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我始终不跟荒废时间的事情打交道，只知道要多学一点东西，自己去找本领，找饭吃。现在想想，我唯一的玩儿，现在也还是这样在玩儿，就是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

　　八十沈公

　　﹃学啥都看将来能不能用于谋生﹄

　　吴怀尧：说到三联书店，说到《读书》杂志，说到沈昌文，很多读书人会油然而生亲切感，接受媒体采访时，你常用“吃喝玩乐”形容自己的日常生活，我想知道，面对当下各种触目惊心的食品问题，你是吃心不改呢还是心有余悸？

　　沈昌文：我很大胆，我喜欢去小饭馆，用恶心的话说就是脏兮兮的小饭馆，都在这(美术馆东街三联韬奋图书中心)附近。我每天要做的事，跟朋友聊天、交往过半都是在饭桌上，如果大家很熟，就在附近找个小饭馆，不是太熟悉的，就去像样些的地方。

　　吴怀尧：平时你和朋友们主要聊些什么？

　　沈昌文：找我的朋友非常多，大部分来自海外，要谈的无非是内地的各种新情况，或者是思想界、文化界的各种倾向。这种闲谈，在饭桌上显然比较合适。我没有实质性的业务，没有谁委托我组织写稿，出版作品。如果有的话，我就牵线搭桥，我绝对不管所谓的业务，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我不能再管这些事情。

　　吴怀尧：你长在上海，现在还会经常回去看看吗？

　　沈昌文：我妈妈是宁波人，我又在宁波人开的商店里打了六年工。现在年纪大了，哪里都不怎么去，家里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去。我家人都不住上海，我太太是北京人，而且是蒙古族。

　　吴怀尧：你是1962年1月结婚的，到现在差不多五十年。金婚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沈昌文：我们那时候谈恋爱的方式很简单，是支部书记介绍的。我们的支部书记生病，去医院里看病，病好后就把女医生介绍给我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原来是做校对，当时我看上了一个翻译的女同志。我们那里的优秀女士都跟我讲，你要追求，可我没时间追求，我要翻译。俄文我最厉害了，我是在上海淮海路学的俄语，都是夜校，我在北京也上夜校。

　　吴怀尧：自我教育和上进心真的是非常重要。

　　沈昌文：我自学的缺点是不注意文化积累，只注意谋生，学什么我就看将来能不能用于谋生。我没有资产，也没有背景，我父亲是很有钱的家庭，行为端正，可是他抽大烟，把家产全抽光，他死了以后，房子卖掉抵债。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只有三岁，我连他的容貌都不记得了。我十多岁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得一塌糊涂，就住在上海人所谓的城户临时建筑。

　　本期上榜名家

　　沈昌文

　　1931年9月生于上海，知名文化人

　　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拥有50年出版经历的出版家，江湖人称“沈公”。个人主要著作有《八十溯往》《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知道》等。

　　三联往事

　　﹃那时从不操心发行量和盈利问题﹄

　　吴怀尧：从1945年到1951年，你一共当了六年学徒，白天伺候八方来客，晚上去夜校进修，后来考取了新闻专科学。按照这个路子往下走，你应该是当记者，最后怎么阴差阳错上了出版这条船？

　　沈昌文：在第一学期，我的采访学的成绩是五十分。六十分及格，我真是丢人啊。我的摄影课、电影课成绩都很好，可是正经的新闻课都没有学好。我没有学好语文，只是念熟了《古文观止》。大概是1949年底到1950年，三联书店在上海招考，报名的条件是要有大学一年级的文化程度，我刚好够了。可是他们没有要我，我估计是我太诚恳了，写了真实心情，说我以前是个学徒，如何喜欢三联书店，想去为它工作。

　　吴怀尧：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1980年3月，你被调到《读书》杂志编辑部，后来你又如何做了主编？

　　沈昌文：有一段时间我想离开人民出版社，去陈原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当时我在人民出版社的顶头上司范用把我留下了，他说陈原现在还管着《读书》杂志，你就去《读书》吧，就这样，我到《读书》当了编辑室主任。后来又变成执行副主编了。

　　吴怀尧：你在职的十年，堪称《读书》杂志的黄金时代，它成为文化界的标杆性读物。知名博主和菜头说，“三联书店在你手下时，是那种值得学人骑自行车经过时踩一脚刹车，下来鞠一躬再走的所在。”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读书》当年为什么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沈昌文：它刚刚问世，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众多老知识分子和出版家为它塑造了一个独特的风格。《读书》的主张是陈原老总主张的，我觉得很受教益：要有思想性，可是绝对不能说教，而是要有可读性。他认为文章要短，不能超过三千字，后来我接手后改为不能超过五千字。

　　大家说当年的《读书》如何如何，其实不是我们有能耐，而是我们当年形势有利，大门忽然敞开，金克木、张中行、钱钟书这些老知识分子憋了很久，得到讲话的机会，我们从来不操心发行量和盈利问题。

　　吴怀尧：现在的很多刊物都会发些软文广告，《读书》当时有没有类似的情形？

　　沈昌文：说一句老实话，我们编《读书》的时候绝对不是完美主义者，有的时候，上面打招呼的文章，或者是什么局长的夫人、老爷子这这那那，想在我们这里风雅一下，我们抵挡不住，这样的任务文章也是要发的，不可能苛求每一篇都是佳作。

　　本期访谈主持

　　吴怀尧

　　作家富豪榜品牌创始人

　　1984年生于湖北红安，师从现代汉语词典。17岁高二退学到北京做编辑；21岁进入知名媒体担任深度报道记者；22岁首创中国作家富豪榜引发空前轰动效应，让华语文学一夜之间举世瞩目。作家富豪榜迄今成功举办八年，成为全民阅读的超级符号，被亿万读者誉为中国文化界奥斯卡。

　　书商旧梦

　　﹃阅读率下降出版商要负责。﹄

　　吴怀尧：1996年1月1日上午，你接到三联书店人事方面负责人的电话，被告知退休。退休之后你也没有闲着，一直在文化圈奔走，相比之前有什么区别？

　　沈昌文：退出后做事跟过去不一样了，就是玩的态度，不是真正的做事。过去做事是要求一个目标，讲穿了就是功名，对不对，我用一句很露骨的话讲，就是向上爬，爬到一定的功名就可以了，然后就是好玩了，这以后我还做了好多事，都是为了好玩，不是为了功名，我已经不需要功名了。

　　吴怀尧：也不做翻译了？沈昌文：我跟你说实话，我的翻译水平并不高，我能翻译斯大林时候的东西，我不能翻译这以后的。不翻译但是写了不少东西。

　　吴怀尧：在三联的时候，你引进《宽容》《情爱论》；近些年又引进《欧洲风化史》，编了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还将台湾的《蔡志忠漫画》、《朱德庸漫画》和《几米绘本》推荐到内地出版。这些书销量都非常好，相比之下，你对非内地的作品似乎很看重？

　　沈昌文：内地出版的发展比西方落后，也比台湾落后。我做出版的，我很清楚，台湾出版走过的路子，我们现在正在走。这几十年，没有人比我清楚啊，我每天看台湾报纸，每天研究台湾文化状况。他们走过的路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走。所以，海外的作者经常有一些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并且海外的学术机构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多，写纯学术、看不懂的文章是没出路的，他们比较讲究可读性。

　　吴怀尧：你的大半生都在跟书打交道，对当下的出版界怎么看？你会读什么样的书？

　　沈昌文：我个人的经验不足取，我喜欢浏览，因为我是书商，我要了解整个书业的全貌，我的缺点和优点都在这儿，我看得比较多，但是缺少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可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开卷有益，不管你是什么态度，你都会得到好处。刚才我说了，我的毛病很大，因为我要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一本书刚看了三页，发现一个问题，我又去查另外一本书，我家里书也多，这样一天到晚就在浏览。所以我做不了专家，当不成学者。而且我有一点特别觉得要告诉年轻朋友，你们身在现在很幸福，现在的书实在多，够你看的了。要是前三十年，简直是不可想象。我个人特别爱看的书，我说不出来了，我只能学学某些老前辈的说法，我还是怀旧的时候多，我现在经常要怀旧的一本书就是《古文观止》。

　　吴怀尧：从数量上讲，书是多了，但是有数据显示，因为网络和视觉影像的影响，加之各种原因，看书的人数在下降，对此你怎么看？

　　沈昌文：阅读率下降出版商要负责，应该用各种生动的手段来吸引读者。像蔡志忠用漫画的形式诠释《道德经》、《论语》、《菜根谭》等中国传统文化，就很流行。

　　阁楼人语

　　﹃我老了，我不在网上发表意见﹄

　　吴怀尧：在王小波的杂文集里，收录了发表在《读书》上的《摆脱童稚状态》《智慧与国学》《思维的乐趣》《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等文章。私底下，你和王小波交往多吗？

　　沈昌文：没有什么个人交往，他就是投稿，我喜欢他的稿子。王小波的稿子就有这两个特点，写得好是一种概括，指的是写得风趣。表达得好是非常难的艺术，王小波的表达是曲里拐弯的好，有一篇文章我现在背不出来了，讲的就是知识渊博，一个杂文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三句话讲完了，他可以写三千字，而且写得很有趣。

　　吴怀尧：他在世时是曲高和寡，小说发表更是费尽周折。沈昌文：我同意你说的曲高和寡，所谓要好，往往是拐弯，拐了几个弯，有的人就不耐烦了，小波知识渊博，他讲道理的时候，表达方式简直出人意外。

　　吴怀尧：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你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上网，看各类新闻和博客，但是只潜水，从来不发言？

　　沈昌文：没有，我每天上网看各种东西，本来就不想发表评论，实在有的时候点名道姓让我发表意见，我也请朋友帮我代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手续，要注册等等，我一听到注册两个字就非常紧张。我谢绝这些活动，可以说一个简单的话，老年人怕麻烦，我不愿意有这些麻烦，注册了人家还跟你讨论，有不同意见等等。从我做编辑来说，我需要了解这个世界，网是很重要的窗口，我老了，我不发表意见，而且需要发表意见的地方太多了。

　　吴怀尧：就我所知，你和你的外孙关系不错，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沈昌文：在马路上不能卖弄聪明，比如说看见两个人在下棋，你认为你很高明，你告诉这个人该吃那个人的车了，这样一来你就糟糕了，他们会慢慢把你套上，然后跟你赌钱，你看对方本领不高，以为自己肯定可以下赢，可是快到你要赢的时候，他们突然说一句警察来了，这些人全走了，你的钱也不见了。所以我在上海生活过以后，我到了北京，我实在很奇怪，怎么有人把钱存在银行里，凭一张卡去取，我不敢相信这个卡。我最相信cash(现金)，看得见摸得着的。

　　吴怀尧：你警惕性这么高，追根溯源，这和你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是否有关？

　　沈昌文：我少年时生活的地方是上海最复杂的地带，挨着法租界，那个地方干坏事的最多，干好事也多……我讲一个很低级的事情，旧时的上海到处都是妓院，那个地方的妓院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上海话叫“咸肉庄”，那些女的都是一些过时的人肉，腌过的最便宜的肉了，那条马路现在上海年轻人不知道，就是上海南洋桥。我就生活在这个地方，我念书时候的好朋友是扒手，他不念书，整天去扒，晚上跟我聊他扒到了什么东西。

　　吴怀尧：很难得，你的扒手朋友没有带坏你。沈昌文：我得靠自己的本事啊。那时，我大量的时间是翻译书，翻译了差不多有近一百万字，我自学出身的，我靠什么让社会承认我呢，我要拿出东西来，我要翻译写东西。所以我觉得年轻人重要的就是永远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要有一技之长，这一技暂时被冷落了没关系，时代在发展，你这个行业总有一天它又会走到前面了，我就是靠这个东西起来的，外面的斗争再厉害，我应付过关，回过头来在家里做我的翻译，必须要有一种实力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吴怀尧：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你希望有什么样的墓志铭？沈昌文：生老病死乃人生常态，悄然谢世，不为人知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