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办南开中学 制止学生抽烟一生未再吸烟(图)

　　1945年，张伯苓(左四)与梅贻琦(左二)、张彭春(左三)、何廉(右三)等人合影

　　1931年，梅贻琦先生出任清华校长。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遇事三思而后行，在性格上沉着稳重。

　　梅贻琦非常关心学生，对清华的学子呵护有加。1933年1月6日，日军占领东北之后，兵锋直指关内，一腔热血的青年学生以各种方式表达着他们的抗日要求，能够静下心来读书的人已经不多了。此时考试在即，清华学生会向学校要求缓考，理由是平津动摇，人心骚动。梅贻琦不为所动，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学校发出《告同学书》：……你们就该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

　　抗战爆发前夕，当时国人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学生尤为激昂。1936年2月，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仍时不时出现学潮。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因此竟被学生们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带着大刀队进入校园。当时，叶公超、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唯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这个现实确实给他出了难题。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结果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多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学生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学生曾给梅贻琦作了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梅贻琦的“含糊”，是叶公超所谓的“慢、稳、刚”。

　　后来清华迁往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大，梅贻琦主持校务。在西南联大办学8年的岁月里，梅贻琦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名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有民盟的组织。

　　梅贻琦说过，“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梅贻琦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梅贻琦是清华永远的校长”。

　　1892年，张伯苓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两年后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1897年，发生甲午中日战争，次年7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张伯苓斩钉截铁地说：“海军救不了中国！”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不久，张伯苓愤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当时张伯苓的家人不同意他辞去军职搞教育，做个穷教书匠。

　　1904年，张伯苓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创办了南开中学。

　　南开中学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整洁、美观，秩序井然。张伯苓提倡“镜箴自鉴”和“考美”。镜箴就是在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一大镜，镜框镌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要求师生，对镜自鉴。所谓“考美”，是对学生宿舍和教室整洁美观的考核。

　　南开中学除了新颖的西式教育之外，学校管理也十分严格。学校里有不少官二代、富二代，富家弟子吸纸烟当时是时髦。每次假期回来的训育课，学校要检查手指的熏黄和口袋的烟味。一次一个学生质问校长：“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吗还抽烟呢？”张伯苓一时无语，当即把烟袋撅断说：“我不抽，你也别抽！”回到校长室把吕宋烟扔到痰盂，校工连呼可惜。而张伯苓从此坚持戒烟，一生再没有吸烟。

　　张伯苓在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第二南开女中，又在重庆创办了南开中学。他白手起家创办这4所学校，其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他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实践，矗起教育家丰碑，社会各界感念张伯苓办教育的赤诚，纷纷慷慨相助，使得张伯苓募集了数百万资金，他自己分毫不沾，捐款一一登记建账，账目完全公开化。

　　所有的钱都投入到学校，使得学校资产增长较快，员工们的工资一涨再涨，最高的月工资已升至300元，然而已成为有名望大校长的张伯苓的工资却一直锁定在100元。尽管他为多所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也从不多拿工资，如果领南开中学工资，就不再收南开大学工资，始终坚持一份工资的待遇，过着清贫如水的生活。

　　张伯苓一生根基系于南开系列学校，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躅蹶，矢志不渝，被称作“南开先生”，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梅贻琦的沉稳与张伯苓的执著，均缘于对人才的渴望和护佑，对教育的忠诚和眷恋，为人师表，鞠躬尽瘁，是一种品德，一种精神，令人崇敬，令人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