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阳：何必从传统中寻找现代

　　近来，发掘和整理传统文化中家教、家训等家文化的理论和话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同时相关的出版物也屡屡成为出版市场的热点图书，如《家世》、《流动的斯文》等，还有许多传统的家族文化教育典籍，如《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名贤集》、《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等，也都成为出版业青睐的目标。

　　家，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从家国天下开始，作为传统社会中价值伦理最重要的基础，家庭伦理和文化无疑占据着恒久的中心地位。

　　今天，在传统的家族结构渐渐消亡和解体的环境下，面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滑坡，许多人重新提起传统家文化，并试图用家文化改变当前社会的道德伦理状况，并且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

　　然而，传统社会的家庭文化真的能够改变当下的社会问题吗？

　　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阳说：“当前中国人对于传统社会的认识其实有很多浪漫的想象，认为古代的大家庭好，但实际上古代的家庭关系究竟如何呢？假如去翻翻《红楼梦》，去看看巴金的《家》，我们就很容易知道，传统式的大家庭和那些家训家教中所写的父慈子孝、夫妇和顺之类的情况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即便是在传统社会，良好的家文化更多时候也仅仅是停留在纸上，而不是表现在现实中。”

　　传统的家文化，能否挽救道德滑坡、重建社会伦理？杨阳说：“这样的观念很多时候出于对现代社会中诸多价值、伦理、道德问题的焦虑，可以理解，这样的愿望也是好的，但却不宜抱有过高的期望，随着社会结构和环境的变化，传统的家族伦理起作用的基础和背景已经不存在了。”

　　中国少有大家族

　　北京晨报：家族文化成为一种热潮，很多时候，人们会觉得良好的家教、家文化会让一个家族传承久远，甚至影响到社会文化，是否如此？

　　杨阳：事实上，中国的家族很少有绵延长久的，特别是秦以后，有一句话叫做富不过三代，像孔子家族，这样延续千年的家族很少了，反而在欧洲要相对多一些。

　　北京晨报：为什么一个注重家族文化和伦理的民族反而少有传承久远的大家族呢？

　　杨阳：相对于欧洲来说，中国没有一个基本的贵族体系，比如继承制度。一般来说，在中国的家庭中，男性的后代都有平等的继承权，这使得家族很快分化。同时，因为古代战乱绵延，很多家族在战乱中灰飞烟灭，也是大家族难以长久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有不少人修家谱，动辄上溯到多少多少代，有些是牵强附会，有些是真的，但留下的仅仅是文字记录，现实中的家族早就分崩离析了。

　　西化、复古、再西化、再复古……百年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总是在现代性和传统文化的夹缝中缓慢前行。近十多年来，传统文化的复兴热潮再一次引发了关于民族文化和现代性交融的问题，家文化的兴起正是诞生于传统文化的复兴热中。

　　杨阳说：“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随着传统王朝体系的崩溃，也一并崩溃了。如果说，把儒学打碎重建，确实有可能适应现代社会，但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现代性一定要从儒学中找，一定要从传统中找。因为现代性本身就一整套完整的体系，有现成的路不走，何必去再另外寻找一条路呢？”

　　家文化非家庭传承

　　北京晨报：传统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伦理、家庭文化的国家，这种家文化来自何处？

　　杨阳：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缺乏宗教传统，因此，对祖先的崇拜、对家庭的归宿感，可以视为中国人宗教情感的一种寄托。在某种程度上，家正是中国普罗大众的宗教。同时，在过去漫长的儒家意识形态之下，家和国又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就是一个放大的家，所谓家国共构。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在儒家思维中是一脉相承的。俗话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正是这个意思，因为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乃至政治伦理是一体的，所以历代以来都在强调孝文化，都在加强家庭的崇高感。

　　北京晨报：也就是说，家庭伦理的强化很多时候是国家行为？

　　杨阳：从历史上看，单个的家族延续少有特别长的，但是家族系统本身长期存在。从王权体系的运作机制上来看，它是从社会汲取资源，而在提供公共服务上非常差，也就是说公共服务很少。因此，在民间，家族成为协作、互助的主要方式，比如教育、卫生医疗、修桥补路之类的公共建设、赡养孤寡，乃至生产等领域，家族承担了一定的公共服务职能，所以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家庭伦理的建设和强化，家文化非常发达。

　　传统家文化难适应现代化

　　北京晨报：在现代社会重新复苏传统的家文化，是否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呢？

　　杨阳：某种程度上，重视家庭、重视亲情等，它是人类文明所共有的特征，在今天当然也很需要。但另一方面，传统的中国家文化，它本身也有许多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东西。

　　北京晨报：具体有哪些？

　　杨阳：比如说传统的家庭伦理，它是一种男权中心、父权中心的伦理，强调家长对家庭成员的支配权。而在现代这些东西都已经变了，父子之间，人格是平等的，父权本身已经不存在了。夫妻之间也强调男女平等，不论是从法律还是道德上，都是这样，男权、夫权不存在了。再如，原来的很多家训、家规都是以大家族为背景的，但是现在大家族已经解体了，变成了小家庭，叔伯兄弟渐渐消失了，和他们相关的伦理自然也不存在了。当然，我不反对让孩子们适当地了解传统的文化，也不反对提倡传统文化，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如果有一部分人，或者某些群体提倡、甚至想要恢复传统的家庭伦理，这都没问题，多元社会本身应该包容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但是如果要以此来改变当前社会的诸多道德伦理问题，甚至重建传统的社会伦理，我认为很难成功。

　　对历史的浪漫想象不能当真

　　北京晨报：很多时候，对于传统家庭伦理的宣扬，会让人觉得传统的大家族生活确实非常美好，事实如何呢？

　　杨阳：这就好像一个久居城市的人，忽然到了一个偏远的山村，发现那里风景幽美、空气新鲜，人们淳朴自然，就会觉得那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真正生活在那里的人，是很艰难的，他们要面对生存、教育、卫生医疗等许许多多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偏远乡村的人都想逃离出来，进入到大城市的原因。这个道理放到文化中依旧成立。我们的历史太久了，因此使得人们记住了那些好的东西，而忘记了坏的东西，这种对历史的浪漫想象可以理解，但不能当真。

　　北京晨报：真正的大家族生活并非那么美好？

　　杨阳：有个故事说，乾隆下江南，遇到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乾隆就问那家的家长为什么能维持这么大的一个家族存在，结果老头在纸上写了一个字，忍。忍当然也是一种伦理，但是它和传统家庭伦理中的那种父慈子孝、夫妇和顺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对于那些传统的大家庭，排除了诗意的想象，背后隐藏的是非常复杂的关系，只要看看巴金的《家》、去看看《红楼梦》，就知道那样的家庭中有多少阴暗、有多少相互倾轧，有多少违背和扭曲人性的东西。

　　传统文化难解现代问题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家文化复兴的潮流是如何产生的呢？

　　杨阳：中国开放至今，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社会陷入了价值沦丧、伦理崩溃的困境。因此有人提出通过重建传统伦理的方式来重建道德、重建社会文化，这样的愿望是好的，也是出于对社会问题的焦虑。但是在效果上，不宜过高地期望。

　　北京晨报：为什么不能过高期望呢？

　　杨阳：因为家庭伦理作用的基础和背景不存在了。而且，我一直认为，在未来构筑公共生活的层面，儒家伦理和价值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现代性的社会，本身是以一些基本的价值为基础的，比如平等、自由、法治等。而在构筑社会体系上，儒家并不擅长。实际上，即便是在古代亦是如此，中国古代的制度架构，基本上是由法家构建的。儒家提倡的是圣人之治，是君子之教，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是人人都是圣人，人人都是君子，人人都是活雷锋，这样的社会，还要制度干什么呢？儒家本身并不非常重视制度的构建，因此，在未来，它也不会成为现代社会构建的重要资源。

　　挫败不意味现代性不重要

　　北京晨报：中国现代化的一百多年中，复兴传统文化的浪潮非只一次，但同时也有很多次西化的思潮，它们之间的变化是怎样的？

　　杨阳：从西化到复古，然后再西化、再复古，这种潮流反复存在。实际上，在中国现代性元素很少的时候，反传统的思潮比较明显，主张西化、呼吁现代性的人很多。但是当现代性元素在中国社会中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一部分人认为现代性已经足够了甚至太多了，并且我们对传统丢弃也太多了，因此主张回到传统。

　　北京晨报：当前社会中的一些道德价值的问题、文化的问题，确实有不少人认为和丢弃传统有关，在您看来是否如此？

　　杨阳：我觉得，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确实引进了大量的现代性元素，但这些元素并没有成长为一个现代性的体系，反而因为矛盾交错，使得许多社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对现代性产生了挫败感，由此认为这些问题是现代性造成的，甚至觉得中国不适合现代性。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挫败并不意味着现代性不重要，恰恰相反，说明我们对于现代性的认识还不够。

　　现代性是一个大工程

　　北京晨报：一百多年都没有完成现代性转变，或许也正是很多人反向求诸传统的原因？

　　杨阳：现代性本身并非一蹴而就的，即使在西方，比如说英国，英国的现代性转变是最顺畅的，因为现代性是从它的本土文明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即便如此，它也经过了数百年漫长的演变和努力。再如法国，法国就复杂多了，因为并非是从本土文明中自然生长的，是学习英国的，因此经历了太多的艰难。相对来说，中国更难，法国和英国毕竟还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基督教传统的国家。中国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文化，我们自己的文化生长了这么久，数千年，忽然好学习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太难了。

　　北京晨报：也有不少人认为，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我们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杨阳：其实有两个问题关注的最多，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现代性元素？第二，能否从中国传统中开出现代性来？第一个其实是伪问题，传统文化中一定有现代性要素，现代性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生长出来的，一定有某种根基存在。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多少的问题，而不是有无的问题。这就好像再恶心的思想，也会有一些人性的光辉存在，再坏的坏蛋，偶尔也会展露出人性善的灵光。所以不存在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做一个合格的现代人

　　北京晨报：既然传统文化有现代性要素，是否说明恢复传统从传统中确实能够实现现代性？

　　杨阳：这就是系统和片段的问题。儒家中心的传统文化中，确实有现代性的要素，但都是片段的、点滴的，整个文化系统来说，它是一个反现代性的系统，正如有人说儒家中有民主、平等，有自由主义，这没错，确实如此，但儒家本身是反自由主义的。所以，如果说把儒家打碎重构，确实有可能适应现代化社会。但是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现代性就一定要去传统中寻找。这很难实现，更重要的是没必要走这样一条路，有现成的东西，何必自己再去另外寻找呢？

　　北京晨报：如果只是学习别人，那么是否会失去了我们自己的特点？这也是很多人担忧的问题。

　　杨阳：没有必要担忧这个，共同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其实马克思早就有论述。很多东西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基于人性所共有的东西。我常说，如果找对象不希望父母干涉，那你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些东西都是出于个人的选择权，是人性基本的东西，只不过它在西方成长为一套完整的理论，而在中国还没有成长起来而已。没有人天生喜欢当奴才，天生喜欢由别人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权基于个人，本来就是现代文明的基础，是人性的本能，离开这个，就不是现代文明。先做一个合格的现代人，具备人的共性，然后才是各自不同的特性，不能颠倒。

　　晨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