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老兵自述：入党与负伤巧为同一天

　　　编辑部自2013年8月推出“八·一”特刊——【“八·一”特稿：听老兵们忆峥嵘岁月】以来，收到了很多读者的好评及爆料，期待再次聆听那些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的故事。

　　　我叫严树生，今年87岁，是界首乡燕上村的。22岁那年被国民党抓去当兵，时隔两年，于当年4月23日在江苏省溧阳被解放军俘虏后再参加解放军的。

　　1951年5月28日，是我的党员转正日，也是我第一次在战斗中负伤的日子。

　　后来我常想，那块弹片要不是被右肩胛挡了一下偏离了高度，那可是正中我的脑袋呀，是咱党保佑了我，否则没那么幸运。

　　当时我所在的部队是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三团三营九连二班，职务是副班长。1950年9月起到安东集结待命，等待抗美援朝。

　　在安东没呆几天，部队就接到了入朝鲜作战的命令，当天夜里鸭绿江大桥桥头燃起了堆堆大火，我们跑步跨过了大桥。

　　领炸药包，居然在山里迷了路

　　进入朝鲜后，我随部队参加过第二次和第五次战役，参加过很多次大小战役。记得部队刚到朝鲜时，我们来到一个叫新一州(谐音)的地方，等待参加第二战役的命令。当时还没有开战，还允许生火，我们就去找当地老百姓借水壶烧开水。朝鲜的房子被炸得东倒西歪，很难找到人，跑了好多路才在一个山岙里找到位老大爷。朝鲜老大爷好像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我们点头鞠躬，满脸笑容，但听不懂他说什么，他也弄不清楚我们要借什么，后来还是我从他的草房找了把水壶。

　　第二次战役打响后，我们在一个叫小吉于里(谐音)的地方遭遇了美军陆战第一师的攻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中炸药包用完了，连长命令我们一排抽五个人到团部去领炸药包，排长就叫我任组长，带四个战友到团部去领。团部的大致方向我们是知道的，但为了躲飞机的轰炸，躲来躲去竟在山里迷了路，东南西北也难分清楚了。我们五个人坐在山顶上不敢再贸然乱走，生怕错了方向离团部越走越远。这时，我突然想起，团部到营部是架有电话线的，找到电线杆，沿着电线往北走就可以找到了。这个办法真灵，果然我们顺利领回了炸药包。

　　入党那天，我经受了子弹的真实考验

　　1951年5月28日，是我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日子，也是这一日，我们九连就遭遇了美国军队四个坦克连的进攻。

　　敌人的坦克是相当厉害，杀伤力大，乌龟壳厚得连子弹也打不穿，唯一的办法就是炸断坦克的履带。正当我们要组织敢死队去炸履带时，敌方坦克炮弹雨点般地落在阵地上，只见一个小火球朝我的右侧飞来，“不好”的喊声还未出口，弹片先是削掉的右肩胛上的一块肉，又击穿了我的下巴骨，我一歪倒了下去。

　　待我站起来一看，副机枪射手和弹药员都牺牲了，班长脚上也负了伤。我赶紧用自己的急救包包扎，因血流不止，急救包都被血浸透了，我又从牺牲了的战友身上找急救包来包扎。

　　从战场上下来后，我到营部包扎所包扎。营长见我的嘴肿得厉害，不能吃，不能说话，就叫我赶紧到团部卫生所医治。那次三营到团部卫生所治伤的共13个人，都是上肢部位负伤的，自己能走。临动身前，营长要我们在走路时要保持距离，每个人起码要间隔30米左右，防止敌机轰炸。到了团部卫生所，伤轻的留下来治了，还有27个伤较重的临时编成了一个伤兵排，到路口去拦往北走的卡车，随车到九兵团战地医院去治。

　　我比别人多了一本“因战残疾”的红本本

　　到了九兵团战地医院，医生见我的下巴骨都打碎了，因医疗条件差，他们无办法医，就建议我回国医治。就这样，我于1951年6月3日回国，来到东北的通化。

　　到达通化后，又转院到了松江，到8月5日又听从安排回到浙江嘉兴，在嘉兴医院开刀取出了碎骨后，再到永康荣军学校边学习边疗伤。没想到伤口发炎了，金华的医生看了后建议我到上海去接骨。后来，我的下巴是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治好的。

　　我的伤治好后，前线部队也回国了。经多方打听，我终于打听到军部在宁波，师部在慈溪，团部却没有打听到，我就直接找到慈溪。在师部，才知道一七三团在余姚，我又找到余姚，幸好九连也在余姚，我又重新回到了部队。

　　到1955年2月份，我复员了。我回老家比别人多了一本“因战残疾等级七级”的红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