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人王小鲁：电影政治处处都是，你要留神参与

　　王小鲁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博士，攻读中国电影史研究，资深影评人。他认为，人们谈到政治，往往会固定化地认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但在古希腊，政治的概念是“城邦”，即人们在公共空间内通过言说和行动管理社会。在今天，强调电影脱离政治的娱乐，本身也是一种政治。“现在的大环境是充分娱乐和充分市场化，但没有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形态，不可能出现这么大量的纯娱乐产品，两者是暗合的。纯娱乐并不是不带政治性，它是一个政治表象。”

　　王小鲁在新作《电影政治》中探讨“电影政治”在中国当下电影的表现，并借此追寻当代电影叙事的秘密轨迹。电影政治是王小鲁在电影梳理过程中提到的新概念，它不仅揭示了电影政治和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还帮助更多的观影者理解创作者为什么这么拍电影，或者电影为什么呈现如此的形态。它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智力，还可以让我们在电影文化活动的过程中，掌握某种主动权。

　　记者：您觉得您的新书《电影政治》的意义何在？

　　王小鲁：中国电影产业自上世纪90年代萧条之后，再次卷土重来，当下中国电影产业热闹起来，娱乐片呈现了非常巨大的提升幅度，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提出的“电影政治”的概念也许具有一种启发性，而且这个概念也可以看作是理解中国百年电影历史的通道和窗口。我们不应该反对娱乐，我们该如何看待当下的娱乐至上的现象？即时比较纯粹的娱乐电影里面，也有文化品味的较量，有艺术判断的相互商榷，有社会判断的差异。在这些差异里面对话，就是电影政治。

　　记者：你所提到的电影政治与我们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有什么不同？

　　王小鲁：在我们的传统里，我们更熟悉中国式的政治概念，它指一种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和社会控制。但是政治在古希腊那里是城邦的意思，大家知道古希腊城邦生活曾经被看作是珍贵的世界性遗产，它指生活在城邦里面的人们在广场或者其它公共空间里面，通过交谈和行动，共同管理自己的生活和社会以及国家。

　　电影政治其实是文化政治的概念。这本《电影政治》的出版，似乎我是第一次明确提出“电影政治”的概念，并且强化了对这个词语的使用，因为它是作为书名出现的。很多人也因此关注我的这本书。这本书其实不是高头讲章，不是系统讲述这个概念，而是一些电影政治实践的具体案例。涉及了很多人，比如贾樟柯、王小帅、张艺谋、张元等人。

　　我觉得电影政治也同样包含两个到三个方向，一个是鼓励观众对于强行扭曲电影叙事的外部力量进行辨析并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作为接受者有一种解魅的能力。另外一个则是推动电影作者实现自己的表达权。另外，管理者、电影导演、观众、评论家等一起塑造了中国电影的文化环境，电影其实为大家提供了交流的词汇，我们可以自由表达观点，尊重自己的感受，磨炼自己的思想，从而形成更为自由的电影环境。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电影发展从产业上来说，进入了一个相对的黄金时期。这个时候，电影的能量巨大，我们最好不要浪费和忽略电影为我们搭建的公共讨论空间，那正是所有人参与电影政治的机会。

　　记者：作为影评人，您的批评视野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您期待读者从《电影政治》中读懂什么？

　　王小鲁：我觉得我的评论和大家不同，我的角度更多，我不排斥艺术解读、技术分析，但是仅仅艺术解读无法分析中国电影的诸多现象。比如对于《小时代》的分析，我们用狭隘的本体论解决不了问题。我这些年更多做一些文化分析，这个研究方法不是从电影理论里面学习来的，而是我觉得要真正了解一部电影，就得需要一个更为全面的观察。对于电影和观众、电影和社会，电影和作者，电影和电影史之间的关系的考察，一直是我关心较多的。

　　我觉得《电影政治》让这本书，我最想说的是，我们要屏弃旧的政治观念，要逐渐熟悉一种自下而上的电影政治的观念。这样看电影、说电影就是一个既有趣味性又有挑战性的活动，你可以从中获得娱乐，也可以从中获得其它东西，比如智力的锻炼，这个过程非常鲜活，非常生动，《电影政治》是一个呼吁，其实是希望我们在电影文化活动的过程中，掌握某种主动权。

　　记者：您怎么看待电影创作者和评论者之间的关系，现在电影评论似乎是一个开始兴盛的产业，有专家的分析还有感性的评价，也有像自由知识分子个人理念的发挥，怎么评价这两者的关系呢？

　　王小鲁：电影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契机，一个机会，大家围绕电影搭建交流平台，然后展开对话。各种对话都有意义，但是侧重不同，有的贴近文本，有的不贴近，各有特点和价值。就像王小帅导演说的，“中国最欠缺的是有骨性的评论，有真正的敢说真话的，有一些敢说真话的可能水平不太够，很可惜。” 我觉得有骨头的评论家挺重要的，现在影评也是一个产业链里的一环，我写过好多王小帅的作品， 没拿过王小帅的红包。现在据说有红包影评人存在的。我只希望我们评价的时候坚持表达自己的看法，不要根据别人或者根据什么东西去修正自己。当然品味和理解需要磨炼。

　　记者：影评人在西方，可能年轻的时候做一直到他年纪很大了一直在做，威望越来越高，他写东西的准确度判断水准一直是高的，作为资深影评人、电影学者，在中国做一个好的影评人感受如何？

　　王小鲁：西方有个非常尊重文化的环境，有一些国家好像是某些媒体养一些专栏作家来写影评，前几年美国也发生辞退影评人的事件，当时还是作为很重要的社会事件发布的。在中国显然没有这个环境，文化不被尊重。从过往的历史来看，中国影评人最好的时间似乎是上世纪30年代，左翼影人他有地下党组织支持，把所有的媒体控制起来发左翼影评，强烈的影响了当时大城市的电影文化环境，把左翼电影推上去。上世纪30年代是电影政治最好的案例。但影评人的地位一直很低，我记得有一个民国影评人，上世纪80年代写回忆录的时候，说如果我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他后悔了做了一个影评人，因为一个电影再烂，它都是一个作品，它都还会被人说，一篇影评写的再好过一两天就被人忘掉了。这个回忆录对我触动很大，我写影评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做创作，我认为单纯做一个影评人在中国来说非常的苦。

　　记者：您的书中有关于纪录片的文章，请问怎么看中国的纪录片，前景是说只能像《舌尖上的中国》那种不是很像纪录片的纪录片在电视台上播出，或者会有真正的产业化，以后能赚钱，能够真正成为一股力量？

　　王小鲁：《电影政治》里面有一篇文章专门涉及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我们的纪录片的。大约几万字。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的纪录片美学，就是讲述小人物自己的故事，小人物每天物理性的生理性的生存，这个时候它是去政治化的，去政治化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当时我们去掉过去的意识形态化，先去政治化。到了宋庄这一代纪录片是再政治化，这时候的政治化就是个人政治，就是我讲的电影政治。这个变化脉络非常清晰，我们可以说一下《舌尖上的中国》就现在社会来说，它是去政治化的纪录片，很多观众也就是在这点上不满意，从艺术价值上来说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创新，它的法宝还是上世纪90年代“讲述小人物的故事”，小人物早上起来怎么挖莲藕，它的技巧它的法宝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东方时空》那部分纪录片美学的一个传承，但是它丧失了革命性。中国现在的社会如此巨大的转型，中国的社会如此的丰富，谁来记录真相？没人记录，这就是王宏伟他们做的事情的价值，就在于他通过策展，使得这些拍摄的人有了一个交流的空间，这就是他们拍摄纪录片的动力。

　　记者：现在的观众可能会觉得电影是一种娱乐，你为什么要把电影艺术或者纯粹娱乐的东西和政治的关系扯的那么近呢？

　　王小鲁：电影可以是娱乐、艺术，也可以是政治，或者多种东西的交织。娱乐里面当然可以包含政治，比如去年的《私人订制》，里面涉及贫富分化、官僚腐败、环境污染，它很娱乐，但是你不能否认它很政治。电影和其它艺术形式不同，它的镜头逼真性决定了它在表现一种情绪或者强化一个观念的时候，都在利用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和人们的日常经验有一个对话，它反对什么，引导什么，这都是政治。

　　我的发表和我的言说，这就是我个人的电影政治。电影政治处处都是，你要留神参与。（记者 刘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