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怕婴儿哭声被轰炸敌机发现 保全众人溺死孩子

八路军115师战士在平型关伏击日军

中国军队奔赴抗日前线

摧毁日军碉堡 新华社 图

　　有一群人不能遗忘——重庆人

　　69年前的今天，是被历史铭记的“胜利日”，69年后的今天，是我们缅怀抗战英烈的“纪念日”。8年艰苦抗战过程中，有一群人不能被遗忘——英雄之城的重庆人。

　　坚持抗战到底，这是历史的使命和民族的决心。

　　“重庆大轰炸”历时之长、范围之广、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在二战期间和整个人类战争史上创下了新纪录。日军企图以此破坏大后方经济，增长人民的厌战情绪，从而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因此，重庆成为遭受日军野蛮轰炸规模最大、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为惨重的中国城市。

　　在这场民族的巨大灾难面前，重庆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不畏强暴，不惧艰险，顽强抵抗，坚持生产，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和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敬佩。

　　商报记者 周舒曼

　　抗战期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肆虐的大轰炸，重庆人民经历了最为苦难的岁月。从老人到小孩，从工人到农民，每个人都被战火灼伤，然而，危难时刻，山城人民却表现出惊人的顽强和舍身精神。

　　“决不让敌机炸瘫我们”

　　抗战时期，在众多内迁入渝的国防工业企业中，涌现出很多爱国的仁人志士。昨日，市档案馆编研处处长唐润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决不让敌机炸瘫我们”的李承干就是其中之一。

　　1938年10月起，重庆各兵工厂便成了日机轰炸的重要目标，当时的21兵工厂(现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也在其内。

　　作为当时最大兵工企业——21兵工厂的负责人李承干对日军的野蛮轰炸异常愤慨，并喊出了“开工第一，出货第一”的口号。“他常对厂内员工说：‘我不赞成等山洞凿好，机器进洞再开工，抗战前线等不起我们呀！敌人炸了厂，我们再盖新的，只要人不死完，总会有办法来复工！”唐润明说。

　　有一次，在与员工一起进防空洞躲避空袭时，李承干说道：“炸中我们厂最好！我们厂复工能力快，影响不大。但炸中那些没能力恢复的工厂就麻烦了。多炸我们厂，少炸其他厂！”

　　轰炸期间，工厂一边在防空洞内坚持生产，一边对洞外厂房机器设备做到随炸随修，在李承干的领导下，21兵工厂的产量在1940至1941年的密集轰炸中不降反升，成为支撑抗战军火供应的一个重要基地。

　　画家义卖为张自忠建基金

　　抗战爆发后，与徐悲鸿、柳子谷并称为画坛“金陵三杰”的张书旂随中央大学迁至重庆。抗战时期，他创作了名作《百鸽图》，并以国家名义赠送美国总统罗斯福，祝贺其第三次连任总统及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然而，这位爱国书画家还有一段与抗日爱国名将张自忠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0年5月16日，抗日名将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壮烈牺牲。”唐润明说，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身在重庆的张书旂对张自忠将军深感钦佩敬重，他做出一个决定——要以张自忠的名义建立国防奖学基金。

　　“一个是战场上的抗日英雄，一个是艺术界的爱国人士，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却因为同样的爱国心连在了一起。”唐润明说，1940年，张书旂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将200幅国画作品义卖，募集资金，作为国防奖学基金，用于培养国防科技人才。

　　保全大家 夫妻溺死儿子

　　说起抗战时期的重庆人，10多年前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时所了解的一段史实，让重庆市档案馆编研处处长唐润明至今难以忘怀。

　　“档案记载，1939年6月某一天，日军对重庆南岸地区进行轰炸。”唐润明说，当时人们纷纷躲进防空洞，包括一对年轻夫妻。“夫妻俩抱着襁褓中的婴儿，进入防空洞后，婴儿不断啼哭，哭声在安静的洞内回响。”唐润明说，婴儿的哭声让众人害怕被日机发现，众人遂严厉制止。这对年轻夫妻迫不得已，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为了大家的安全，他们忍痛将自己的孩子放入附近的堰塘中溺死”。

　　档案记载的这段史实虽然只有一两百字，却让已进行“重庆大轰炸”研究20余年、阅档无数的唐润明不能忘怀，他说：“这是我一生的永恒记忆，很难想象在那么短暂的一刻，这对夫妻经过了怎样的心理斗争。现在看来，虽然有些愚昧无知，甚至残忍，但在那个时期，却折射出重庆人‘舍小家、为大家’的献身精神”。

　　保卫家园 工人捐赠奖金

　　1940年，是日机轰炸重庆最为残酷惨烈的一年。在大轰炸中，重庆的公用设施特别是自来水和电力设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和大损失，但重庆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的工人们，在每次轰炸后，尽管警报尚未解除，便奔驰灾区，抢修被炸线路和设施。

　　1940年6月，时任市长吴国桢将此面呈蒋介石并经蒋批准，决定对抢修中的出力人员予以奖励。“当时对电力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分别奖励1000元、500元。”唐润明说，面对奖励，工人们选择了拒绝：抢修被炸的水电设备，本是自己应尽之责，“过当自责，功何足录”。但市政府认为若对出力人员“不予奖励，不足以劝来兹”，仍将奖金发到电力公司和自来水公司。

　　无奈之下，电力公司工人接受了这笔奖金，经商议，工人们将政府奖励的1000元以及抗敌慰劳会捐赠的173元，除“以国币683元购置毛巾360张，八卦丹40打”，发给每个职工，以表达领受“政府嘉勉而更应自励之意”外，余款490元全部捐作“儿童保育院经费”，交政府代转儿童保育院。

　　“整个抗战时期，物价逐日高涨，每一分钱对于这些靠力气吃饭的工人，都是十分珍贵的。”唐润明说，对于政府的奖励，工人们要么“拒绝”接受，要么将其购买劳保用品以便更好地服务工作，要么将多余的钱捐给更为需要的人，“当中国的普通劳动者都有如此高的觉悟、境界和表现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是早晚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