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人士谈翻译工作：不能指望它来谋生

　　8月28日，41岁的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在广州因抑郁症自杀。在媒体的关注下，生前清贫的孙仲旭令翻译家群体一时成为公众眼中的新焦点。

　　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多位翻译家以及出版社编辑。有人说翻译家收入低、工作强度高，也有人说从事翻译工作没有社会地位。

　　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译家这么不好做了？

　　十几年译400万字，在广州只够买个卫生间

　　7月19日孙仲旭曾在微博上引用了一句尼采的话：“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回以凝视。”这句话虽然是他个人的翻译，但被网友当成了他真实生活的写照。

　　翻译过《麦田里的守望者》、《门萨的娼妓》等30多部作品的孙仲旭，曾在微博里表示留给儿子十几年来译的400万字，可以让儿子在老家盖座平房，娶个媳妇，但在广州只够买个卫生间。

　　译林出版社综合编辑部主任王理行告诉华商报记者，如今出版社执行的依然是国家版权局1999年颁布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翻译作品每千字20—80元，而且想拿到这个80元的上限并不容易，大多数稿酬在50到60元左右。“现在在这笔基本稿酬之外，印数稿酬每多10万册，可以获得又一笔基本稿酬。”然而，大部分翻译作品销量只有几千册，除非像《挪威的森林》那样极少数的畅销书，译者林少华或许可以得到十倍基本稿酬甚至更多。有人说为什么不能按照版税付酬？“版税也要以销售量来计算，如果按照版税来算，译者可能更吃亏。”王理行说。

　　译著不能评职称，翻译人才严重短缺

　　曾翻译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在谈些什么》的翻译家施小炜，在翻译《1Q84》时，曾经连续奋战7个月，翻译过程中腰痛发作，持续三周只能仰卧在床上，将电脑放在肚子上继续翻译。高强度的工作、低水平的收入，很多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完全出于兴趣爱好在坚持着。“有人说不能指望翻译发财，我说应该改成不能指望它来谋生，因为发财是绝对不可能的。”从事5年翻译工作的王薇说。

　　曾在日本长期生活的施小炜认为在国内当职业翻译家维持生活相当清苦，“日本习惯按页数算费用，大概一张稿纸400字3万日元，相当于两千多人民币，这是比较高的稿酬，一般的稿酬大概600元左右人民币。但在我们国内可能很难达到这个水准。我因为在大学里教书，有工资收入，我的研究专业又是日本文学，所以有报酬更好，没有报酬也会做。但是如果靠翻译为生，我觉得挺难的。”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华商报记者，翻译家基本都是兼职，很多是高校老师，或者曾学过外语为兴趣而翻译的人，极少数人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才先接点翻译的活儿。这样的结果导致目前翻译的人才严重短缺，尤其是高质量的人才。

　　“在高校里，翻译不算科研成果。另外，老师们需要用业余时间翻译，可能半年才能翻译20万字，到手只有一万多稿酬。最终，真正有水平的人会用这个时间写论文评教授、谁来做翻译？”王理行说。

　　对翻译的未来悲观，再这样熬下去不行了

　　老编辑赵勇对翻译的未来非常悲观。过去编辑是对照原版翻译稿子的，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年轻的编辑们用软件查查错别字就完成工作了。同样一本好书，老牌出版社的编辑会对照各种版本的内容，找翻译家翻译半年才出炉，现在一些出版社找几个研究生，一人翻译10页，不到一个月就出书了。

　　很多人甚至用上了翻译软件，“古典作品不用掏版税，用软件译出来，译者再顺一顺，一本译作就出来了。我甚至遇到一个外语学院的院长问：‘你们出版社用什么翻译软件？’我只好告诉他：‘我们从来不用翻译软件’。”王理行说。

　　“当个翻译太难了！”曾翻译美国女作家戴安娜·迪克逊的长篇小说《隐讳》的陕西翻译家孔保尔感慨：“从事翻译工作不仅收入低、强度大，还没有地位。我翻译了10本书，做了31年，也不敢说自己是作家、翻译家，去年推掉了几个翻译任务，点灯熬油的，五十多岁再这样熬下去不行了。” 华商报记者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