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中国人有能力解决问题 我不够懂中国（图）

　　彼得·海斯勒(何伟)坐在北京一家酒店旁的咖啡厅里，神情专注，倾听每一位记者的问题并作答。那种被采访者重复的问题问多了的倦怠，在他眼神里看不到。相反，你坐在他对面，偶尔会感到你们之间神奇的换位。“是吗？”“你是这样看的。”言语交流，你的某一句话，会让他在小本子上记些什么。写的都是英文，但口头交流已经是流利的中文。时不时他也会反问你一些问题，这让你觉得，这一番交手之后，他从你这儿观察并了解到的，比你多得多，他才是那个回去后能写出好稿的人。

　　《寻路中国》、《江城》、《奇石》，彼得·海斯勒已经在国内先后出版了三本书，但从观察与进入中国的角度来说，《奇石》中的《野味》，才是真正的开始。就这一篇，他在后记中提到，有人问他当真吃过餐馆里的老鼠吗？他说：作家总需要个切入点。面对何伟，我告诉他我也很想搞明白这件事，他想了想回答说，这其实是个怀旧的说法。因为这是他第一篇《纽约客》文章，他作为非虚构创作的开始。

　　当然，就整部书而言，《江城》才是他书写中国的起点。到了《寻路中国》，他对中国的人情物事已经驾轻就熟。如果有一种东西可以叫做何伟式的书写，那就是把那些微不足道的地方与人，写得令每一个中国人心领神会。

　　同为记者，类似的疑问已经被很多人问出：“为什么我们不能写出何伟笔下的中国？”对此何伟的回答很是善解人意：“工作性质不一样。你们节奏太快了，要短时间出稿子，而且，篇幅也不允许你们写那么长。”

　　当然，我们知道不是。真正的答案是，我们既没有像他那样切实的寻路中国，也没有像他那样不带成见地去观察并理解身边每一个事物，并思索它之于一个变动社会的意义。我们习焉不察之处，正是他感兴趣并竭力捕捉的。换句泄气的话说，他写了我们觉得不必书写的那部分。而恰恰通过它们，最大程度还原了中国当下的真实。

　　而这到底又是怎么做到的呢？虽然彼得·海斯勒在采访中做到了开诚布公，但我相信，它仍然是谜一样的存在，因为涉及到一种叫天分的东西。

　　《江城》：从彼得·海斯勒到何伟

　　1996年至1998年，彼得·海斯勒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一员到涪陵教书，这段生活让他写出了《江城》。在他看来，涪陵是一座“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当时还没有通网络。除了少数外国同行，每天面对的都是中国人，有要教的学生，还有教职员工。学生饭馆老板，茶楼里的茶客。大量的时间用来学语言，他因此慢慢能看懂墙上的标语。何伟和中国人一起过节，也尝试对付中国人饭桌上的酒场应酬，甚至包括个别麻烦的求婚者。同时，他拥有了一个中文名字：何伟。

　　取一个中文名有多重要？彼得·海斯勒说：和学语言一样重要。这不仅意味着一种融入，还意味着身份的改变。“非虚构作家有时应该想一想身份。身份不是一个能轻易改的事情，但学习外语是一个改变的方式。”学语言，让他在写《甲骨文》一文时，能用汉语收集更多资料，但他看重的仍然是，看问题角度的改变。”彼得·海斯勒承认，去涪陵之前和离开之时，他看中国的角度已不一样。而涪陵所赋予的角度，到后来继续书写中国，倒是没多大改变。已出版了三本有关中国的书的他，更有理由确信，他对中国最重要的看法、意见，是在涪陵这座小城建立的。

　　虽然从小立志要当一个作家，但来中国西南这座小城之前，彼得·海斯勒并没有大量读一些西方前辈写中国的书。他似乎也没意识到，他事实上已经成为所谓西方人看中国链条中的一环。“我只想传达自己最独特最个体的经验。我并不会去比较，别人会怎么写中国。我那时读到并喜欢的非虚构作家，他们写的是美国或其他地方。”

　　同样他也不去想，人们会怎样看待他笔下的一切，甚至连这本书能否出版都不知道。“我跟出版社没有什么联系。当时也没有想，我是在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我只是想记录下我在涪陵的经验。那里的人，那里的事。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这些。”

　　《江城》初写出来时，他曾寄给一些美国的出版经纪人，回应不多。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他的书不断出现在销售排行榜上，甚至成为美国一所大学向年轻人推荐的了解当下中国的必读书。

　　最初的出版波折，对彼得·海斯勒的影响并不大。非要说影响，那就是让他坚定了自由写作的决心。“如果最开始就是出版社委托我来写，就很有压力，而且写起来很不自然。”

　　彼得·海斯勒身处涪陵时，目睹了长征六十年纪念、香港回归以及邓小平逝世，三峡大坝的影响虽未波及，但已在谈论与想象中。涪陵虽地处边缘，同样能感受到社会的变化。彼得·海斯勒以《江城》一书，做了变迁中的中国的画像。当然，也经历了外来者在融入一座城市时的种种：接纳与排斥、友好与偏见、理解与误解同时存在，而正是在对这不同反应的消化、辨别与理解当中，他完成了从彼得·海斯勒到何伟的转变。

　　《寻路中国》：丽水，那个应聘的姑娘

　　何伟写《寻路中国》，缘起于2001年夏天到2008年他在中国所做的自驾车旅行。作为第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简体版的书，在它出版的2011年，几乎横扫所有国内书媒的年度好书奖。

　　何伟自己也认为，这是他写中国写得最纯熟的一本书。他把观察中国的两个点，分别放在怀柔的三岔口村和江南的丽水。通过乡村，何伟希望连接到中国的过去，而通过临近温州的丽水，何伟想探究中国未来的可能性。而无论是写乡村还是写城市，有一点没有改变，他始终聚焦的，是中国最广大也最普通的家庭里面最普通的人。三岔口村让人记住了魏子淇一家；而在丽水篇里，何伟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应聘职位，开始还被排除在名单之外，最后竟然把一家三口都带进厂的小姑娘。

　　有关这个小姑娘的竞聘故事，我不知跟多少人重述，但每次回到书本，都觉得不如何伟自己写下来的精妙。

　　“这需要时间。很多东西并不会一挥而就。”何伟说。他去丽水，前后很多次，在那里所呆的时间有一百多天。“跟相同的人不断地相遇，这是很重要的方面”。正因为处得很熟，人们才习惯了他这个老外的存在。“小姑娘应聘时，我就在旁边看着。”

　　“我采访时其实并不知道会写出什么样的故事。那时的目标是细节要收集到，还有人物的背景与经历。我只是记录而不太想。到真正写的时候，我才会把所有的资料放到特有的结构，这时再来决定哪个细节最重要。人物说的哪些比较有意思。这个故事会结束于美国，在当时我也是不知道的。但是最后权衡，觉得这样处理更好。”

　　当然，有关何伟笔下的故事，之所以无法转述得精妙，还因为你无法复活何伟笔尖的幽默。《寻路中国》里，他在自驾旅行的文字中，不断穿插一些交规法条，让人读了忍俊不禁，而且并不觉得它带有现实的嘲讽。“人生若只如初见”，你反倒觉得，这个何伟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初见，所以好奇地说了出来。

　　“我要告诉读者，我不是百分之百都懂的”

　　何伟总是说，他的写作经验，一方面来自于小时候的经历——他的身为医学社会学家的父亲，总是教他怎样观察一个人。另一方面，来自《纽约客》编辑的要求——《奇石》中的很多篇章，都曾经是为《纽约客》所写。

　　但显然，也有些纽约客作家的笔法和何伟不同。写作《广岛》一书的约翰·赫西，在原子弹投下之后来到日本，采访了很多人，写下了这座城市里几个人前后几十年的命运。中间他并没有让自己现身，但好像，一切也都历历在目，该表达的都已表达。而在何伟的书中，他习惯将自己置身其中，使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中的他，有时被周围人善待，也有时被态度友好的警察驱逐。

　　何伟觉得这样的现身很重要。“我要告诉读者，我是怎么收集到这些资料，我怎样与人交往。而在这交往的过程中，有些人很可能因为我是外国人，给我的反应是特殊的。我也希望读者能意识到这一点。”何伟对非虚构作品采用第三人称有保留态度。“所有非虚构作家都有限，不是什么都懂。所以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你就不知道边界在哪里。”

　　读《寻路中国》，人们会相信，何伟与三岔口村的魏子淇一家已经有了深切的友谊，因为魏子淇的孩子生病，何伟还会跟着去医院。并且为这孩子的病情，咨询美国的医生朋友。但何伟仍然认为，这个中国农民身上有些部分，他还是不太懂。而且对方也不会公开对他讲。“一个叙述者告诉读者自己的有限，也是很重要的。”这是何伟看中第一人称的主要原因。

　　另外，因为用了一个“我”，何伟感到自己的幽默有了非常自然的施展空间。同细节一样，何伟也把幽默看作写作的重要部分。“幽默使生活变得好玩。而且什么人都能懂。中国人看了会笑，美国人读到那儿也会哈哈大笑。美国人会想，中国原来并不是一个令人可怜的地方。不像想象中那么封闭、落后，没有个人意志。我不要给他们这样一个印象。”

　　我的角色是观察，而不是提出解决方案

　　幽默机敏，亲切友善，何伟的文字总是散发出这样的气息。人们能感到，他其实能很快拉近与周边人的距离，同时让人放心地忽略他的存在。有些人关系处近了，会喜欢给对方提建议与解决方案，但何伟始终把自己定位成观察者的角色。“我要了解与记录，而不是预测与解决。美国人特别喜欢解决别人的问题……”何伟做了一个不以为然的表情，“但是在中国，我看到的有能力的人好多。比如那个《寻路中国》中的小姑娘，找工作比我厉害。连她的老板都说，她是会办事情的人。不是我帮助她，而是我尊敬她。”

　　当然，中国人身上的问题他也不会无视不见。“最初接触中国人，他感到每个人都忙于应对变化，没时间思考。”而今天的中国人，有余裕做反思了，“中国人让我觉得他们有能力解决问题。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这才是最好的。我可以让他们看到细节，但不必告诉他们要做什么。”

　　已经写了中国三本书，何伟依旧承认自己不够懂中国。“你们懂吗？是吧，你们也一样。你们这样，我更是这样了。”但他并不因此同意另一种关于写作的流行说法：在一个地方呆一天，可以写部长篇；呆上几个月，可以写篇散文；呆上几年，什么都写不出了。“不可能是这样。人对一个地方认识越深，越能写得好。”

　　但显然，何伟没打算继续在中国呆下去，他已转战埃及。埃及同样有悠久的文化，但又离中国较远。这种差异性，很吸引他。还有一个原因，是埃及对当今世界来说，是个重要的舞台。可写的东西多，《纽约客》也需要。

　　但无论笔触移到何方，何伟都深信，他可以像写中国一样写出他的独特经验。

　　以中国为方法，何伟已经形成他独特的观察法，以及融入一种生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