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诺奖效应在消退 严肃出版萎缩

　　10月9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诺奖公布之后，国内出版业的反应似乎并不热烈，诺奖得主的作品并未成为出版热点，各大图书网店上，关于莫迪亚诺的作品也寥寥无几。

　　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莫迪亚诺无疑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甚至于多数文学爱好者也仅仅是听过他的名字，而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即便是获奖之后，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文学奖经济，曾经在中国出版市场中非常火热，在上个世纪乃至本世纪前十年，诸多著名的文学奖曾经都是出版业关注的重点，不论是国际性的诺贝尔文学奖、布克文学奖等，还是国内的鲁奖、茅奖。在严肃文学日渐边缘化的时代，可以说是文学奖支撑着严肃文学的出版。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纯文学没落便成了一个被反复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是阅读者逐渐减少，在出版市场上，严肃的纯文学，在日渐庞大的出版市场上也逐渐没落，越来越小众化。20年来，出版业出现过无数热潮，历史热、理财热、励志热、国学热等，但没有再出现过一次纯文学出版的潮流。也唯有每年有数的几个著名的文学奖，才能激起一点儿文学的浪花。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文学奖维系的纯文学出版市场似乎也在渐渐萎缩，严肃文学出版物的境况愈加艰难。

　　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的出版市场正在变得更加庞大。然而，对于严肃文学来说，庞大的出版市场并不意味着文学出版的繁荣，在文学奖的魅力逐渐消退之时，还有什么能够支撑文学出版？

　　不仅仅是严肃的文学出版，其他领域的严肃出版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阳说：“选题单一、重复，出版量少，质量低下，是当前严肃出版物普遍的问题。要改变这样的状况，让严肃出版达到合理的状态，需要的不仅仅是出版业的改变，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改变，管理体系的改变，社会价值的重建，乃至于当前的教育环境的改善，都是严肃出版重新繁荣的前提。大环境不变，出版业很难独自扭转浮躁和快餐化的趋势。”

　　诺奖效应在消退

　　北京晨报：诺奖宣布文学奖得主，但是国内出版业的反应却比较冷淡，并未如以前一样形成热潮，这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在您看来这种现象是否正常？

　　杨阳：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出版业中的诺奖热都持续不退，这个热潮大概从开放以来就有，一直到了现在才慢慢退热。形成诺奖热的原因，我想和开放程度有关，在开放之初，国人对于世界上各个领域，了解的都比较少，而诺奖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学术界顶尖的奖项之一，大家自然感兴趣。比如文学奖，自然会觉得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是水平非常高的，出版业借助这种风潮盈利，也不奇怪。实际上非独出版业如此，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现象，比如说自然科学中许多奖项，往往会引发相关领域内股票的上涨。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现在这种热潮是否在退热？

　　杨阳：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就以今年的诺奖来说，不仅出版业的反应不强烈，股市也几乎没什么大的反应，这可能和我们对今年的诺奖宣传不足有关。但更大的原因，还是人们的认识逐渐变了。开放了这么久，中国人的眼界已经放宽，我们自己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了，也就不再觉得那是高不可攀的，不再盲目跟风。出版活动本身也是商业活动，受到受众的影响也是自然的。

　　受众在改变

　　北京晨报：近年来，严肃出版物式微一直都是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在您看来是否有这样的问题？

　　杨阳：近些年来，出版业的彷徨和冷清确实比较明显，当然，还是指严肃出版，在今天，整个出版市场确实在不断地扩大，变得非常大，但是其中严肃出版却在渐渐萎缩，不论是严肃文学的出版，还是其他领域的严肃出版，都是如此。这有多方面的影响，比如说互联网，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在互联网普及以前，人们的阅读主要通过出版物，但是互联网出现并且进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之后，很大一部分人转向了网上阅读，相对于纸质阅读来说，互联网阅读在今天有几个很显著的特点，第一，它非常快，互联网传播信息没有什么周期，随时可以，但是出版是需要时间的。第二，因为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不完善，使得网上阅读非常的便宜，甚至是免费的，这当然会对传统的出版造成极大的影响。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读者发生变化了吗？

　　杨阳：是的，出版受读者选择的影响，而且当前读者本身也在分化、变化，对于出版物的态度和以前不一样了，因此，使得出版市场也发生了变化。

　　快餐化的出版

　　北京晨报：读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杨阳：读者是出版业服务的对象，在当前的中国，读者群体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大概有几种。第一种是满足学习需要的阅读群体，从幼儿园到研究生的学生整体，相对应的出版物主要是教材、教辅资料，乃至和教材相关的出版。第二种是青年人，可能也是学生，可能毕业不久，大概在35岁以下，他们阅读更多的是各种快餐式的读物，以前是武侠、侦探小说等，现在主要是各种神怪、科幻小说。第三种是相对比较成熟的，35岁以上的，喜欢稍微严肃一点的书籍，如带有启蒙色彩的书籍、历史感比较强的书籍等。第四是专业的研究者，这个群体相对比较小。

　　北京晨报：这些读者群的组成说明什么呢？

　　杨阳：这些读者群体，也就是出版业的受众群体，其中学生和年轻人是最大的群体，他们人数相对最多，时间也相对宽裕，甚至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家长在他们身上的投入是不遗余力的。因此出版市场上卖得最多的，大体上多是面对他们的。而这些出版物，在现在出现了明显的快餐化的趋向。比较成熟的，面对中年以上读者的严肃读物，出版量少，选题重复单一、深度广度都不够，不能满足这个群体的需要，很多人不得不去找海外的书籍阅读。

　　重重挤压下的出版

　　北京晨报：在很长的时间里，严肃文学出版依赖文学奖，批评者认为出版业失去了制造话题的能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杨阳：出版业是做市场的，但是我们当前的出版业，在做市场的时候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出版领域中的诸多编辑，当前普遍出现年轻化的现象，大多数都是90年代后大学毕业的，在总体素质上来说，我感觉不如开放之初，也不如20年前的那一群编辑。其中有很多原因，一方面限于教育、成长环境乃至阅历等；另一方面，出版业这些年来高速的扩张，编辑队伍扩充的非常快，如果说20年前有2万编辑人员，现在可能有几十万，整个编辑队伍快速膨胀，自然会使得整体素质相对下降。以我的感觉，不仅仅是编辑能力不足，太多书中错字病句比比皆是，同时选题能力也不足。

　　北京晨报：跟风、追奖之类的现象是否也是因此产生的？

　　杨阳：有一定的相关，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盗版的问题，我们国家现在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并不太好，一本书畅销，几天就会出现盗版，对图书市场的挤压非常厉害，而且现在网上的盗版现象也非常严重，因此很多人干脆跟风，或者等各个大奖颁奖，不愿意自己寻找和创造选题。

　　出版市场的怪圈

　　北京晨报：您认为这样的现象如何改观？

　　杨阳：我想，出版业尽管在今天发展很快，市场非常大，但是严肃出版的萧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难以改观。当前的出版市场处在一个奇怪的状态下，一方面是过度的市场化，很多出版者过分追求短期利益，甚至不会想着把一本书做好再去经营，往往就是跟着热点，粗制滥造，赚一把就完，不太可能做长期的打算和投资，有哪个编辑会花几年乃至10年的时间去做一本书呢？另一方面，许多作者也是急功近利，一个学者或一个作家，一年出一本书，乃至一年出几本书的都有。当然，不是没有既有能力又有定力的作者，但是比较少。因此，大体上来说，就显得浮躁。

　　北京晨报：您认为改变严肃出版现状的难点在哪里呢？

　　杨阳：这些年来，虽然出版业一直在改革，但整个出版体系的变化并不是很大，依旧是一个政府管制的领域。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垄断和管制的权力，这使得出版业在今天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一方面在做市场的时候纯粹的市场化，甚至过度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出版业本身的条条框框依旧太多，导致出版市场看似市场化，但实际上并不是市场化的。两种情况同时出现在出版领域中，就成了出版的怪圈。

　　严肃出版需要大环境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改变严肃出版物的出版困境呢？

　　杨阳：严肃出版生存艰难，但是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却不仅仅是出版业本身的问题，或者说仅靠出版业本身，很难扭转，而是要依靠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

　　北京晨报：具体来说需要什么样的环境？

　　杨阳：比如说我们的社会实现进一步的实质性的改革，在出版领域中，弱化政府的管理，实现不同出版主体之间的充分竞争，包括在选题上更加开放等等。再比如，主流价值观的强化，如果社会上浮躁风气盛行，那要求出版业单独沉静下来、严肃起来，显然是不现实的。再如，当前的应试教育对于出版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阅读的习惯，却需要从小培养，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尽管是在那个特殊时代，但是小说还是很多的，我们也有时间读小说，但是现在孩子，课业压力非常大，时间非常紧，哪里有时间去读呢？他们压力大，仅有的时间也会想要逃避现实，要不然就玩游戏，要不然就读那些神怪志异的小说，在游戏或者神怪小说营造的世界里放松自我，怎么会想要去读那些严肃的文学作品呢？所以，大环境不改变，严肃出版的困境就难以扭转。特别是在今天，电子阅读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进一步挤压着严肃出版的空间，使得严肃出版的生存状况更加艰难。

　　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