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曾引保守作家生气 被指"历史观颠覆"

　　莫言的那一片《红高粱》

　　1988年，一部叫做《红高粱》的中国电影以令人窒息的血红色调与放肆大胆的视觉意向，狠狠地冲击了一回当年的大陆观众，顺带捎回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尊柏林电影节“金熊”。可惜，只有文学圈子的人注意到，电影片头下方缀了一行字：改编自莫言同名小说《红高粱》。

　　2014年，另一部叫做《红高粱》的中国电视剧开播首周即收视飘红，狠狠地在电视荧屏上贩卖“民国传奇”。有趣的是，所有的人都不能忽视，电视剧片头上方郑重加注一行字：根据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莫言先生《红高粱家族》改编。

　　一部莫言的《红高粱》，它的再度改编，印证了近20年间中国影视与中国文学间若即若离的暧昧联姻。

　　□文/本报记者马志宇

 　　当1986年第三期《人民文学》刊发莫言的一部中篇小说时，莫言不会预料，他的这部中篇将成为后人重写当代文学史无法绕过的经典；他更无从知晓，因为一个当时只有36岁的摄影师对于这部作品的浓厚兴趣，他与他的《红高粱》将永远地与中国电影史上某个伟大的坐标捆在了一起。

　　1200元到1000万的跨越

　　1986年，《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莫言的《红高粱》。文学评论者很快发现，这部小说的历史观很不传统、很颠覆——抗日队伍怎么能那样抗日？一些固步自封的保守作家对此非常生气。

　　在那个文学杂志发行量动辄上百万的年代里，在今天看来实现了“当代文学突破写作”的《红高粱》引发起争议显而易见。文学界中掀起了一阵“莫言热”，其热度不逊于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今天。

　　莫言没有想到，张艺谋的出现给这股“莫言热”又添了一把柴。

　　同年，36岁的张艺谋读到了这部名为《红高粱》的小说，兴奋不已。当年7月，还在拍摄电影《老井》的张艺谋特地赶往北京，向莫言提出要买《红高粱》的电影版权。

　　据说当时已经有一些电影界人士向莫言表达了对《红高粱》的兴趣。莫言在后来多次采访中提到，他一见到张艺谋，看到他“光着一只脚，手上提着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断鞋带的鞋子”，就觉得他很像自己村里的生产队长，顿时产生出一种信赖感。

　　张艺谋顾忌说他没多少钱，莫言说没事。张又提出他要修改原作，莫言很爽快：“改吧，我又不是巴金，又不是茅盾、鲁迅。”

　　这个段子，在10月27日山东卫视对莫言的专访中，莫言再度提及。

　　交易很快达成，莫言因此得到了800元的小说版权费。作为“编剧之一”，他还拿到了1200元稿酬。

　　1988年，电影《红高粱》一举拿下1949年后中国电影界第一个有分量的国际大奖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张艺谋固然借了小说的光，而与张艺谋的合作无疑也对扩大莫言的影响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红高粱》也是《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读的第一部莫言小说。如今，叶开与莫言已是多年的朋友。在他看来，莫言每阶段各有一个代表性作品，其中1980年代的代表作无疑便是《红高粱》。它“颠覆了此之前‘官述历史’记忆，对当时新历史叙事模式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这部作品给莫言带来了第一个重要文学奖项——1987年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直到2000年之后，《红高粱家族》仍在不断获奖并入选各种刊物甄选的20世纪优秀文学榜单。

　　影视传播学者、西南交通大学影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高力依旧记得第一次读到《红高粱》时难以平静，他回忆说，当时他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文艺学研究生，初读莫言小说《红高粱》如斯词句的高力，总感觉到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飘荡着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阐释的“酒神”的精魂。

　　就是这样一部重要的当代作品，还差点被莫言“弄丢”。

　　莫言女儿管笑笑日前在参加山东卫视《笑看红高粱》的录制时，曾爆料《红高粱》最初的手稿被烧一事。

　　莫言说：“这是作家对自己严格的要求。因为旧的手稿总是有一些东西让人留恋，很难下决心重起炉灶。烧掉了，只好逼着自己重新开始写，重起炉灶。”

　　对于当年怎么也想不到会成名的莫言，自己的手稿永远也找不回来了，“谁也没想到我们这样的小作家有一天手稿还能卖钱”。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报道称此次剧版《红高粱》改编，莫言拿到了逾一千万的影视改编费。对此，他否认。

　　更有意思的是，同名电视剧改编自莫言小说，而莫言，已贵为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俨然，诺奖作家这个标签成为剧版《红高粱》除“周迅版九儿”外最抢眼的广告了。

　　《红高粱》长在莫言身上

　　即使在今天，很多人在提到莫言的时候，往往代之以“《红高粱》的作者”。

　　《红高粱》被认为是莫言所有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莫言坦言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影响最大的。

　　莫言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因为前面有一部电影，有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前面开路。最早被翻译出去的也是这部小说，最早引起了国外汉学家注意的、国内读者注意的也是这部，后来其他作品也跟上去了。

　　在谈到《红高粱》这部作品的独创性时，莫言认为，将近20年过去后，他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

　　1987年5月，在距离《红高粱》公开发表的一年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定名为《红高粱家族》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版《红高粱》成为该小说在内地的最早版本。

　　1987年11月，香港洪范书店出版《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香港作家西西负责编选的第一辑就推出了莫言的《红高粱》。

　　之后，1995年的作家出版社版，2000年的南海出版公司版，2002年的山东文艺出版社版，2007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2012年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版，成为这部小说在内地不同时期颇受欢迎的版本。

　　在国外，《红高粱》是被翻译成最多外国文字的中国当代作品之一。

　　1989年，当时只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一位新转行的、不为人所知的中文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偶然间发现了一本台湾版《红高粱家族》，读过之后立刻感觉到，这本书应该有英文版。1993年，维京出版社出版了由他翻译的《红高粱》。

　　其时，莫言得到了让当时的人们嫉妒得不得了的版税，也由此成为中国最早走出国门的作家之一。

　　如今，葛浩文被中美媒体称为“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数十年来，他已将莫言的十多部作品介绍给英语读者。有评论称，没有他把莫言的多部小说翻译成英文，莫言的影响力恐怕难以深入西方，他对莫言作品的世界影响力居功至伟。

　　葛浩文曾说，中国作家作品在美国书市能买过1万册的，寥寥无几，莫言和余华是其中销量最有保证的。据葛浩文估算，莫言的《红高粱》在美国应该售出超过2万册了。这个数字，反映了中国当代作家在欧美读者中的尴尬地位，却仍是中国作家中最好的销售成绩了。

　　另一位中文名叫做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的翻译学者，因将莫言作品译成瑞典语而为中国读者熟知。陈安娜坦承，她接触到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纯属偶然。她在书店里看到了葛浩文的英文译本，觉得很不错，那时在瑞典找中文书不容易，后来她买到了中文版。因为觉得很有意思，就尝试翻译。后来她用瑞典语陆续翻译出版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劳》。

　　正是因为有这几部莫言重要作品的瑞典语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将莫言锁定为2012年文学奖得主。

　　莫言在日本也拥有众多读者。他的作品在诸多外文版本中，日文版本也是最多的。早在1989年，日本翻译家井口晃就翻译出版了《红高粱》，1990年又出版了《红高粱》（续）。

　　今年10月23日，莫言《红高粱家族》的爱沙尼亚语版也在爱沙尼亚的塔尔图举行了首发。

　　不只读者喜爱《红高粱》，莫言和他的《红高粱》还影响到很多作家。作家麦家即是其中之一。麦家说，1986年，中国内地刚开始接触拉美文学，家族叙事和魔幻主义成为文学青年心中文学创新的样板；“人的解放”，成为他们这代人新的价值观……莫言的《红高粱》在这些方面满足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期待：“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他以家族回忆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国家这些宏大的词汇，被称之为‘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以及代表之作。”

　　《红高粱》让小说家毕飞宇相信“小说家的器官原来是长在小说里的，同样，小说原来是长在小说家身上的”。《红高粱》提供的自由的姿态，毕飞宇深有感触，他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中，我不敢说《红高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上限，上限是不存在的，可是我可以说，《红高粱》为我们给出了一个下限，这个下限的意义就在于，作家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小说是人写的，前提是你这个人必须是解放的，起码你的内心充满了解放的动机。”毕飞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