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传承学术传统需要海纳百川

　　传承学术传统需要海纳百川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乐爱国1月13日在《光明日报》著文《“民国学术热”意味着什么？》，承蒙教授电邮告知，得以一睹为快。文中许多观点，不少网站直接提炼成“学者谈民国学术热：不是为与当今学术比较谁比谁强”做标题，于我心有戚戚焉。

　　许多名家名作暌违已久，而今脱尘再现，招来不少热捧，也惹出“病态的‘民国热’是对历史的侮辱”的质疑，甚至提出要“为‘民国学术热’降降温、消消毒”。在我看来，这些偏执于“谁比谁强”的论战，几近“关公战秦琼”的笑话。

　　乐观而言，今人比前人知道得多，这是读史的最大趣味。台湾作家高阳说过：“当时人对当时事，有时反不比后人知道得清楚，即因有许多‘时讳’之故。”但史学界也有“百年之内无信史”一说，当年的美国驻柏林记者夏伊勒，二战结束不久想写部第三帝国史，有人告诉他为时尚早，“历史学家能写的材料最近不应超过拿破仑时代”。

　　一人尚难盖棺定论，更不用说“信史之难求”。以史家大家雷海宗为例，有人赞其“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巴金夫人萧珊就说：“雷先生讲课真有意思，好像说故事一样。”而按赵俪生回忆录的说法，听雷先生讲中国通史“像说相声似的‘扯’”。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夸雷先生，或因记忆天赋故能放眼世界，但在《上学记》书中也带上一笔：胡适总把别人贬得很低，如评雷海宗“别的没什么，就是记忆力好”。

　　对于这些异议，何兆武曾感叹：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示出来。

　　何兆武出生于1921年，他说自 己上学时的那一辈同学，绝大多数人的古文根底都不行，因为从小就不读那些东西了。牟润孙的《海遗杂著》录有《别字》一文，也提到五四以后，中学国文水平日趋低落，抗战以后更是每下愈况，能写篇通畅国文的人已属凤毛麟角，而将“蒙恬”读作“蒙括”，误将“龟兹”、“冒顿”、“郦食其”照本音读的大学教师也有不少。

　　这就是历史的多面性，五四后的学术新人并非个个陈寅恪。赵俪生等局内人的月旦评，或出于真性情的流露，或出于学术分岔的歧见，至少戳破了某些“神话”的泡泡。这说明当今的“民国学术热”确有太多戏说成分，对其学术上的真正价值，又能说出多少所以然？

　　尽管民国时期离今不远，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镰已感到：“由于种种原因，民国出版物一直很稀缺，研究整理也很不够。”发掘北京猿人遗址的领导者杨钟健，其书《剖面的剖面》脱稿于1937年，失之于抗战期间，1950年找回原稿。暮年想了却出书心愿，杨老恳请“用纸可以次一些”、“插图和图版如价太昂可以去掉”，可直到他逝世30年后，此书才面世。

　　有人说今之“民国学术热”，并非是建立在客观、宏观审视基础之上的科学评价。试问，连搜集整理等基础工作都未夯实，又谈何科学评价？所谓的“热”，仅是站在门口看热闹，难得登堂一窥究竟，又谈何“降降温”？

　　对于往事，很多民国“粉丝”总爱想当然，以鲁迅在厦门大学月薪四百元来推广民国教授高薪论。著名学者邓云乡是过来人，据其所忆，上世纪30年代前期，北京四口之家吃住两项每月十八元便可解决。当时一般拉包车的，每月约有三十元进账。但邓老揭示之所以会出现“骆驼祥子”，因为个人经济生活客观上首先要有两个保证，一是安定的社会环境，二是稳定的通货价值。“七七”事变后，月入三百元的教授、挣三元工钱的老妈子齐齐遭殃。笼统说“民国教授高薪”，铁定不符合史实。北洋政府治下的民初、所谓的“黄金十年”、抗战八年……其间各有各的活法。

　　那些要为“民国学术热”降温的说家，不但全盘接受了民国“粉丝”有关高薪论的肤浅之见，还扯上“少数大学教授当时的优越生活对工农大众来说，是很不公平的”。西南联大办学期间，连主导校务的梅贻琦，都要靠其夫人卖炸麻花贴补家用。夯黄土为墙，堆茅草为顶，这所大学的师生中后来出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先生这句名言的寓意，才是今天该“热”议的。至于比啥“谁比谁强”，只能闹出非理性的意气之争。

　　对于某一历史时期，既不能盲目地美化，也不能像某些道德家戴着有色眼镜，胡诌什么“脏唐臭汉鼻涕宋邋遢明”，往本民族历史身上泼脏水，如此“厚今薄古”，只能是自我矮化，毕竟你的血统，你的师承……无不源于以往。历史长河不可断流，建构中国气派需要海纳百川。□谢海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