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座戏剧博物馆:建于1986年 邓颖超题写馆名(图)

　　早年黄殿祺和邓颖超合影（黄殿祺提供）

　　现在的戏剧博物馆（广东会馆）

　　黄殿祺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天津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授。1939年出生， 1959年毕业于河北省话剧院，1985年创建我国第一家戏剧博物馆。从事戏剧和美术实践及研究50年，受到文化部、国家民委、全国艺科领导小组和中国剧协的奖励，曾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科研成果特别奖。

　　这些年，不管是京剧进校园、话剧到小剧场演出、大牌明星回归剧场，还是传统戏剧尝试“老瓶装新酒”，都没能改变戏剧日渐式微的现实——知名演员孙海英曾经大呼“话剧已死”。此情此景下，坐落在广东会馆中的天津戏剧博物馆，不免让人心生几分悲壮的色彩——这是全国第一家戏剧博物馆，集戏剧文物、史料收集、保管、收藏、研究、宣传于一体，并不定时在馆内的戏楼中进行演出。

　　戏剧博物馆创建于1986年年初。日前，戏剧博物馆创建人、首任馆长黄殿祺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当年戏楼一度变成了一个破烂的仓库，剧场里摆着乒乓球台，听说下雨的时候，学生们就在里面做操”

　　“这座建筑始建于1907年，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式会馆建筑之一……它聆听过孙中山的演讲，观看过邓颖超的演出，亲历过‘天津总工会’的一系列决议，更目睹了谭富英、尚小云、梅兰芳等大师的风采……”在黄殿祺的描述中，矗立在老城厢的广东会馆更像是一位阅尽百年沧桑、承载着天津故事的老友，而非一座没有生命的建筑。

　　1984年，在天津市文化局艺术处工作的黄殿祺，参与了国家科研项目《中国戏曲志·天津卷》的撰写，主管戏曲、文物等方面。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他想起了广东会馆的戏楼。前去调研时，黄殿祺发现，当时的广东会馆已经分配给一所学校，戏楼被学校当做仓库使用。黄殿祺回忆：“我一进去就惊呆了——戏楼居然已经变成了一个破烂的仓库，剧场里摆着乒乓球台，听说下雨的时候，学生们就在里面做操！”当时的情形和广东会馆曾经辉煌的过去交相出现在黄殿祺的脑海中，搅扰得他觉得，如果不做点什么会一直不安心。因为怕大张旗鼓地调研会引起学校误会甚至反感，黄殿祺请了自己在学校任教的一位老同学帮忙拍了很多馆内的照片。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文物法》里有规定：谁使用谁维修。学校没有资金，但如果把它建成博物馆，它不就是公共设施了吗？”黄殿祺是戏剧美术家，本身对戏剧很感兴趣，他继续查资料、拍照片。1984年4月，他把写好的《建议把广东会馆装修成“天津戏剧艺术纪念馆”》的建议书，连同会馆古建筑的整体和局部照片，一起交给了市文化局。

　　得到上面支持，闯过最难的“钱关”，为筹建戏剧博物馆，黄殿祺和同事经常到沈阳道“淘宝”

　　同年5月，市文化局将黄殿祺的建议书转交给市政府。报告提交后不久，时任市长李瑞环到广东会馆考察。“领导们都说这是好事，但怎么实施还要具体研究。”黄殿祺回忆说。

　　向市政府汇报后不久，黄殿祺和时任文化局副局长陈日升以及负责文化局房屋修建的一位同志被派到北京国家文物局汇报。“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的处长听了汇报，一直说这个想法好。就在我以为汇报结束时，那位处长忽然问：‘你们需要钱吗？’我们就没想着去要钱，所以事先没商量，听他一问都蒙了。日升同志让我合计一下大约需要多少经费，我按照之前搞舞台美术设计和博物馆展览的预算经验，考虑到建筑骨架虽然在，但内外都要装修，花费不少，就含糊着说需要100万元。那位处长最终给了我们50万元。汇报回来，李瑞环市长表示，资金差额部分由市政府承担。”就这样，修复过程中最难的“钱关”闯过了。

　　由当时的市文化局文物处李处长牵头的筹备小组很快成立了，黄殿祺为筹备小组成员。按照市政府的部署，戏剧博物馆要赶在1986年元旦之前完工，好与古文化街同时举行落成典礼。

　　黄殿祺负责筹备展览大纲。那时，全国还没有以戏剧为专题的博物馆，展览大纲没有“参照物”，所以黄殿祺和同事们除了去外地考察、在学习中完善大纲外，还要查阅很多历史资料。

　　“当时劝业场的天祥市场内有很多古籍，我们几个就去那儿查阅和购买资料。那里的不少古籍都是好几年没人动过的，我们一翻都是尘土。出去时，我们的手指甲、鼻子眼儿都是黑的，吐出来的痰也是黑色的，整个儿成了‘土人’。为了找做研

　　究用的戏剧老唱片，我经常推着自行车去沈阳道。有一次买了五六十张老唱片，我把它们捆在自行车后座上，颤巍巍、美滋滋地就推回来了。”对于当时的情形，黄殿祺记忆犹新。

　　文物的征集工作也在进行中，珍贵的“八仙衣”、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用清朝王爷的官服改制的“紫蟒”、戏剧名家梅兰芳等人手绘的书画和扇面等物品、20世纪初百代公司灌制的白玉霜等名家的唱片……众多与戏剧有关的戏装、道具、戏单、剧本等，慢慢充实到戏剧博物馆中。

　　曹禺欣然应允担任戏剧博物馆名誉馆长，黄殿祺还请到邓颖超为戏剧博物馆题写馆名

　　在建筑本身的装修上，黄殿祺说他们当年尽力做到修旧如旧。“比如最早建造时，会馆内的砖都是广州烧制的红砖，修复时我们把砖灰和红土搅和在一起，达到最大程度的相似。”当年工人们在刷漆过程中破坏了建筑的彩绘，黄殿祺为此心痛地和负责人吵了起来。

　　1986年1月1日，白天参加完古文化街的落成典礼后，李瑞环市长晚上又参加了戏剧博物馆的落成典礼。黄殿祺被确定为戏剧博物馆的首任馆长。

　　黄殿祺本想请当时文化局主管戏剧的王雪波副局长担任戏剧博物馆的顾问，不过王雪波提议请曹禺做名誉馆长。与曹禺有师生情缘的黄殿祺之前曾赴北京请曹禺为博物馆题字，此番请他做名誉馆长，曹禺欣然应允。

　　“他对我说：‘我出生在天津，应该做这件事。’”说起曹禺当时的爽快，黄殿祺至今仍很感动。曹禺所提的“天津戏剧博物馆”几个字，黄殿祺用在了戏剧博物馆的信纸上。至此，黄殿祺还有一个愿望未达成：请邓颖超题写馆名。

　　“请邓大姐题写馆名的想法，我在征集展品时就产生了。征集展品时，我在北京发现了一张她在天津演出《新闻记者》的照片，还发现她在广东会馆女扮男装演出新剧《刺杀伊藤博文》以及周恩来在南开中学男扮女装的剧照。我把这些照片做了一本相册，为的是研究撰写《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天津的演剧活动》。1987年夏季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主管领导的电话，说邓颖超同志正在河北区视察，让我赶紧过去见她。到了之后，我把相册拿给邓大姐看，还和她一起回忆照片中的场景。看到她很高兴，我趁机提出题写馆名的请求，她欣然同意。”黄殿祺说。

　　当天晚上，黄殿祺就带着宣纸和笔去了邓颖超下榻的“第一招待所”，邓颖超的秘书告诉黄殿祺，写好后会给他打电话。“过了些天，我接到邓大姐秘书的电话，说邓大姐的字已经写好了，让我去北京取。邓大姐当时是用纤维笔题写的，回来后，我用毛笔帮她描了描。”黄殿祺笑着说，争取到邓颖超的题字，让戏剧博物馆更加完美了。

　　“如今，很多年轻人守着电视、网络，已经没有耐心花那么长时间去感受传统文化的精髓了。我觉得他们未必不喜欢，只是还不够了解，没有更多的渠道接触。”说起这些，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目光有些黯淡，显然，他不遗余力创建戏剧博物馆，不仅仅是为了把戏剧博物馆当成标本封存起来，而是想让文物“活”起来，融入当下人们的生活中。

　　本报记者 李宁 摄影记者 赵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