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诗人群像：他们在流水线写诗

　　打工诗人群像：他们在流水线写诗

　　邬霞

　　邬霞是服装厂女工，小时候是留守儿童，她14岁开始打工，跟她妈妈去了同一家工厂，她把自己的年龄改大，妈妈把自己的年龄改小，为了可以互相照顾。这个热爱吊带裙的姑娘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尽管收入不多，但她有一衣柜的吊带裙。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

　　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

　　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邬霞 《吊带裙》

　　本雅明在《论历史的概念》一文中说：“纪念无名之辈比纪念名人难得多，历史的建构就是要致力于那些无名之辈的铭记。”而读《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中这些无名之辈的书写，看同名纪录片拍下的影像，我们大致能看到这些无名之辈所导向的历史瞬间。

　　如果你在大街上邂逅他们，你绝对想象不到这些动人的诗篇出自他们的手。就像穿着隐身衣一样，这些诗人们隐匿在中国制造工业的褶皱中，在各个流水线车间、矿山、工地的不同工种间。他们有巷道爆破工陈年喜、酿酒工人绳子、失业不久的薄膜厂流水线工人乌鸟鸟、炼钢厂工人田力、铁路工人魏国松、建筑工人铁骨、农闲时的锅炉工白庆国、十四岁就开始打工的服装厂女工邬霞、羽绒服厂的填鸭毛工彝族小伙吉克阿优、在大地深处工作了近三十年的煤矿工人老井，以及2014年坠楼辞世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他们携带着各自不同的乡音、经验、语言风格，也讲述了不同的命运故事。他们身后，是中国3.1亿的中国工人/农民工在转型期中国的境遇。

　　田力

　　来自辽宁鞍钢的田力是个有三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曾经做过有轨电车售票员、钢铁质量检查员，现在炼钢厂做三倒班的前线操作工人。他说，作为工人，也曾经有过自己的荣光，当年人民币五元的票面就是炼钢工人，两元的票面是车床工人，五毛的票面是纺织工人。“其实工厂是有心跳的。”田力说，“同一个饭缸里舀饭，同一个澡堂里洗澡，一代一代的人，在工厂里，从年轻到苍老，从苍老，到消亡，他们祈盼什么，他们喜欢什么？他们讨厌什么？他们的工资是如何一分一角地花掉，他们是不是劳动之余，也需要别样的诗意的生活？”他自己也在考虑，以工厂为背景的写作还有没有前途，徘徊和彷徨以后遇到的窘境是不是仍然难以逾越？

　　我下班途经一片楼群

　　见到两个耄耋老人深情地

　　谈论他们的工厂

　　他们的工厂已经消失了，永远消失了

　　但他们仍用拐杖

　　时不时颤巍巍指指那个方向

　　——田力 《二月二十五日，下班途中》

　　吉克阿优

　　彝族小伙子吉克阿优出生于大凉山，2000年之后才开始学习中文，如今已经写出了一部名为《打工的彝人》的诗集，以及长篇小说《索玛花》。他的工作，是浙江嘉兴一家服装厂的充绒工。

　　“没有写诗的条件和空间，前些年，我只能在工厂的夹缝中偷偷摸摸地写着。有时，工厂领导来了，我就把诗稿塞进鸭毛堆里，或者是把诗稿贴在缝纫机上或烫台上疯狂地‘创作’。在机器运转时的咆哮声中，灵感来了，抽出衣片上样板纸叠合起来，踩上一道缝纫线，密密麻麻地写上我的苦与乐，劳累和收获。”阿优说，如果问他这两年有什么收获，那么他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他得到了两大回报——诗歌和呼吸道疾病！

　　吉克阿优有一首诗叫《彝年》，他写：“墙头的仙人掌，像彝寨一样艰难地活着/保留着我童年的刺、阿妈亡故的刺”。拍纪录片，摄制组到了阿优大凉山的家，院墙上长着一米多高的仙人掌让人惊讶。吉克阿优最后写“我谎称自己仍然是彝人，谎称晚辈都已到齐，/但愿先祖还在，还认得我们穿过的旧衣”。彝族人过年有反诅咒的仪式，必须所有子孙到齐才能做这个仪式，而现在外出打工，走的走、散的散，不可能到齐了，有一个替代的办法就是谁不在，就放一件他的衣服代替他，但总会错过那么几个人，他们的反诅咒仪式也越做越少。

　　陈年喜

　　像老井在一个矿上一干二十多年不一样，巷道爆破工陈年喜在一个矿上最长时间就干一年。大型矿业公司会把开矿业务承包给下面，只负责进度不负责工伤保险，生死自理。他们的工作是像攀岩一样攀到某个地方，然后再装炸药开采。

　　答应了秦晓宇他们拍纪录片，陈年喜因为这个事被工作的矿上追查，给开除了。

　　去陈年喜家拍片子的时候，秦晓宇描述了一件事：走进陈年喜的小屋子，看到一个梳妆镜，上面是心形的玻璃，里面

　　有一个他们夫妻1997年的结婚照，不知道哪年进水了，都是水渍，照片里的人显得有点沧桑，在照片的右下角，压了一首发表在1997年的一本日历上的诗，题目叫《爱人》，最后三行他写的是：

　　“我水银一样的爱人，

　　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

　　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

　　这是陈年喜写给他妻子的一首诗。他指了指旁边的枕巾，告诉秦晓宇那是他结婚时候的枕巾，也用了17年了。

　　老井

　　老井说自己对诗歌的挚爱之情“奢侈而又残酷”，无数的时间里，这位安徽潘北矿的井下机电检修工躲在地心深处，艰苦卓绝地扒煤，含辛茹苦地写作。去年，在《诗刊》组织的一次诗歌朗诵中，他和余秀华同行，在人民大学参加了诗歌朗诵。几个月后，余秀华红遍大江南北。

　　在摄制组的眼中，老井是个极谦和的人，爱家，他曾写诗说，“家就是我的桃花源。”有人过来拍纪录片，他妻子说：“我第一次认识到他原来这么厉害。”

　　老井这样描述自己写诗的初衷：“当我一个人第一次在负八百米地心深处小坐时，我悄悄地关上了头顶的那盏流萤般微亮的矿灯，在此时我会感到周围的黑暗像无形的坦克那样碾轧过来，举目四望，我还会悲哀地发现：我鲜活的身躯和四周许多死寂的物体一样，皆是暗淡无光的。从那时开始我就给自己制定了一生中的最大目标：竭尽全力地去创造出一些比我这个臭肉身更明亮、更高贵的东西来，仅此而已！”

　　老井已经在井下工作了二十多年。每天4点多起床，5点多下井，三班倒，下井走到了自己的工作面，走路得走将近一个小时。

　　“1995年6月淮南谢一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时我正上早班，从几十里外的家里往单位赶，大约是五点，经过谢一矿矿门口，当时看那里站了许多的人，我心里咯噔一下，忙下车问，一位上夜班的老工人告诉我，某某工作面瓦斯爆炸了，可能伤了不少人。父老乡亲们脸上想要流泪却流不出的焦灼表情，刺痛了我的心，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为我们的矿工多写一些东西。”这首诗写出来了，就叫《矿难遗址》。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