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曾放风找人杀杜定友 因其用现代法办图书馆

杜定友的著作“校书新义”。

青年时代的杜定友。

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

杜定友最早将现代图书馆管理制度引入岭南 留下600万字著作惠及后世

　　岭南百年先生

　　系列报道

　　“她以娇贵之躯，随我过患难的生活，十年如一日，怜我怜卿，形影不离。我们虽无闺房之乐，却有神圣之爱，即使将来万一遭遇不幸，因为环境的侵略，经济的压迫，不得不离异，但是我的心，还是永远爱她……”亲爱的读者，看了这几行半文半白、情意绵绵的文字，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哪位民国才子写给爱人的情书呢？其实，这封情书的作者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杜定友先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曾历任广东省图书馆、广州市立师范学堂校长和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之职，而这份情书的接受者，却并非是一个真正的妙龄女子，而是杜先生睡里梦里都忘不了的图书馆学。他回忆录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不给我办图书馆，我连饭都吃不下。”而他在烽烟下守护住的一本本珍贵典籍、培养的一个个青年才俊和写下来的一部部巨著，不过是为这份“真爱”下了极其生动而又深刻的注脚。

　　采写/广州日报记者王月华

　　真爱

　　无价

　　“推销”图书馆 像唱独角戏

　　甘心“侍候”人 不愿做高官

　　我们在上文中说过，在杜定友生活的年代，知识界没几个人知道图书馆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也不知道图书分类、编目和检索里边都有很深的学问。可是，杜定友先生又跟所有陷入了热恋中的年轻人一样，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爱”上的是怎样一位知性可爱的“姑娘”，于是，他见人就说图书馆，碰到聪明热情的年轻人，就想把他们培养成图书馆事业的可用之才。不过，杜定友对新生的图书馆事业虽是一片“痴情”，却一点也不盲目。他深知，中国文盲众多，欲建文明社会，并要先开民智，欲开民智，必要依赖图书馆；如果图书馆不对普通民众敞开大门，开启民智就永远是空谈。他也深知，要推进图书馆事业，必得先推进图书馆学教育。就这样，他像一个热心的布道者一样，一有机会就向人“营销”图书馆学，而多年如一日的热情布道，最终使他成了公认的一代图书馆学教育大家。

　　杜定友在自传里说，他作为知识界的新秀第一次对公众亮相，就是在市民大学演讲“图书馆与市民教育”，第二次在“广东高师”讲“明日之教育”，也有一大半内容与图书馆的功能有关。1921年，他甫出任广州市立师范学校校长，就增设图书馆学为学校的必修课，在国内是首创之举；1922年，他又以省教育委员会图书业务委员的资格，创办广东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由于理解他的同仁寥寥无几，因此自嘲是在唱“独角戏”。不过，一场“独角戏”唱下来，他也为广东各县培训了近60名馆员，算是开了国内短期图书馆学校的先河。之后20多年间，他又多次在广东举办图书馆学讲习班和训练班，甚至在抗战期间也没有中断培训。其间，南粤图书馆事业“从无到有”，门可罗雀的藏书楼，对平民读者缓缓打开大门；开架阅览、学术演讲和各种展览也为知识界的视野打开了“一线天”。如果没有杜定友这个“无一日不在艰苦奋斗中”的拓荒者，这些进步就算未必全不可能，也一定会来得“更晚一些”。

　　又有一句话说，当一个人真正爱着的时候，会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甚至会低到尘埃里。用这句话来形容杜定友对新生的图书馆事业的热爱，除了有一点点俗气之外，是再合适不过了。“图书馆学铺路人”、“教育大家”是后人对他的客观评价，而在他自己眼里，他十几年如一日的工作，其实质就是“侍候人”，不过，这“侍候人”的工作，他干起来可是甘之如饴。用他在回忆录里的话来说，每一个到图书馆里来的人，都是自爱自好的人，他们不是为了分数，不是为了文凭，而是为了自学，为了进步，或者为了正当的消遣。为了这些可爱的读者和可爱的书，他不忍离开它们，每一个读者来借书，他都会诚恳地为其服务；有一本书在架子上没放好，他就要亲手去放好它。

　　事实上，杜定友从教多年，学生中也出现过不少飞黄腾达的大人物，他若想谋一份优差，本也不是说很难的事。可他只愿意拍读者马屁，一说到当官，就视若畏途。他钟爱自由，白天出去选购图书，晚上回家还要办公，兴致来了还会通宵写作。有时，他钻在书堆里工作一整天，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就算蓬头垢面，也不必担心外人的印象。“这种独乐乐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无官一身轻。”杜定友先生在回忆录里幽默地说。

　　其实，说到底，离开他心爱的图书馆，他是一天都活不下去的，要不他怎么会老把“不给我办图书馆，我就连饭都吃不下”这句话挂在嘴边呢？当然，有付出就有回报，根据他自己的回忆，1918年，全国只有169个图书馆，到1936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2500多个，这数量的增加并不是他个人的力量，但他的确也尽了相当部分的责任，足可安慰平生。

　　一心

　　一意

　　改造藏书楼 对公众开放

　　不办图书馆 饭也吃不下

　　自从开写这个系列报道以来，我有幸认识了好多个在岭南百年文化史上留下了足迹的先生，他们大多学贯中西，温文尔雅，让你倾心仰慕的同时，却又难免生出几分敬畏之心。可翻开与杜定友先生相关的史料，我看到的是一个满脑子奇思妙想的“老顽童”，而且看的资料越多，就越觉得他可爱，恨不得穿过时间的长河，与他对坐倾谈，遍览图书馆学的奥秘。

　　杜定友先生原籍南海西樵，但上海开埠之后，他祖父就北上谋生了，后来，杜父在上海以照相为业，杜定友就出生在照相馆里。1918年，他从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被学校保送进入菲律宾大学，攻读图书馆学专业。杜定友在一篇自传性的文章——《我与图书馆》一文中写道，当时国内压根没几个人听说过图书馆学这门学问，因而，他与图书馆学结缘，也全凭“父母之命”，可一旦认识了图书馆学，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因为“‘她’温文尔雅，满腹珠玑，博古通今，而且对世间所有人一视同仁，恩惠并施”，所以他不但日日与“她”会晤谈心，夜夜做梦也忘不了她。先生的文字既幽默又深情，不过，在菲律宾大学就读三年，他夜以继日，拿下了文学士、教育学士和图书馆学士三个学位，用自己的行动，履行了对图书馆学最初的“爱的诺言”。

　　1921年，杜定友学成归国。不久，他受许崇清先生邀请，来到广州，执掌当时新成立的市立师范学校校长；后来，他又受聘为教育厅督学和广东省图书馆馆长。在这三个职位中，前两个是实职，每月都有真金白银进账，图书馆馆长则是个一文钱没有的兼职，可杜定友最看重的就是这个职位。

　　省图书馆本是由广雅书局的藏书楼发展而来。当时国内就没几个人知道图书馆学也是门学问，南粤也不例外。在杜定友“入主”之前，省图书馆不过有个洋气的名字，其实不过是一座藏书楼，几个前清遗老在这里当馆员，每天拍拍苍蝇，十分清闲。杜定友一进图书馆，就大举采购新书，登记造册，并向公众开放。这些现代派的做法在当时一下子捅了马蜂窝，遗老们痛斥他“斯文扫地”，放纵贩夫走卒辱没典籍，罪过堪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在一片反对声中，杜定友还进一步“改制”，打破传统的“经部”分类，代之以规范的图书分类法。这下更激怒了一众社会名流，康有为放出风声，要找人杀了他，章太炎的兄弟章箴则讥讽他“姓了杜，就盲从杜威”，还有人说他“长于美洲，不识中文”，把图书馆办得“一塌糊涂”。这班遗老告了一年多的状，终于把杜定友拉下了马。

　　本来，对杜定友来说，馆长之职是个不拿薪水的兼职，被免了也丝毫不影响生活。可那时的他，已经成为“不办图书馆，饭也吃不下”的“情种”。于是，他将薪酬丰厚的校长与督学之职一并辞掉，北上上海追寻自己的图书馆事业。直到1927年，他才再度返粤，出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

　　著作

　　等身

　　涉猎之广

　　一代大家

　　除了有形的成就，杜定友还留下了约600万字的图书馆学论著。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这些论著涉及范围包括图书馆学理论、图书分类学、汉字排检法、图书馆建筑与设计等多个领域，其涉猎之广，为近代图书馆学研究史上所罕见，说他是一代大家，的确毫不夸张。更令人感叹的是，杜先生这数百万字的著作，都是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余，挤出时间来写的，晚餐后坐定动笔，直到凌晨两三点才搁笔，是他一贯的做法。如此勤奋笔耕，一半是因为热爱，一半是因为责任，因为当时“图书馆事业在国内还处于萌芽时代，专门研究图书馆学的人寥寥可数”，为了解答同仁在实务中的疑问，也为了发展心爱的图书馆事业，他就这样“豁出去”，日复一日，拼命写作。回想他这股“拼命三郎”的精神，再想一想他曾对图书馆写下的“我的心将永远爱她”的诺言，这份时时刻刻体现在行动中的深情，又怎能不让人动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