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忆抗战时南京难民区:冻死的人太多 司空见惯了

　　-本报记者　王一

　　今天的方浜中路，城隍庙大门口所在地，寸土寸金商铺林立，是上海最著名的旅游地标之一。

　　然而，1937年，这里却是生死相隔的分界线——马路的一边是断壁残垣的战场，另一边是数万难民扎堆的“安全区”。在这条生死线的两端，曾经发生了什么？在难民区里，又有多少苦痛，多少慈悲，多少坚忍，以及多少不应忘却的往事？

　　父亲曾与“大胡子神父”并肩战斗

　　口述/刘复田(80岁)

　　对于80岁的刘复田老人来说，他幼年时光的斑驳记忆，几乎都与南市难民区有关。

　　去刘复田家中拜访，他反复拜托记者：“一定要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不能忘啊。”

　　家被炸掉了

　　只剩一堵墙

　　我的祖父、父亲和我都出生在上海南市区(曾为上海市辖区，包括上海老城厢的全部及现在的陆家浜地区、浦东上南地区等)的小东门。祖父从事皮货业，在小东门东街开了一家小店，但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父亲刘槑一出生于1905年，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前，他与人合伙开了一个酱园，当账房先生以补贴家用。

　　当时，我父亲还是南市区救火会的义务救火员。他为人正直，在南市区有一定的声望，邻里间有什么纠纷都会找我父亲调解。后来，赵朴初先生担任了中国佛教协会的秘书长，还特意聘任我父亲做理事。父亲比赵朴初先生小两岁，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在我出生不到3年，即1937年，日军的炮火将我们的家夷为平地。我七八岁的时候还去那里看过，门房都被炸掉了，只剩一堵墙，到处都是瓦砾。

　　没办法，我们就搬到了当时法租界的瑞金路(以前叫金神父路)步高里。当然，要住在法租界并不容易，我们是经父亲朋友的介绍才寄居在那里的。也是在那里，父亲认识了金神父，他和饶神父一样，是法国神父，也发动救济难民。父亲也一直致力于救世救民，便跟着金神父一起建立难民救济所。

　　后来因为父亲属于佛教系统，与赵朴初先生商量后就回到了南市。回到南市后，我们住进了青莲庵。青莲庵分上下两层，我们住在楼上，下面住着难民。我们有时候也下去看望他们。虽然我们也不富裕，但只要有一点吃的，就会拿给楼下的小朋友吃，因为在难民区生存下来十分不容易。

　　住到这里以后，我父亲就跟饶神父一起工作了。这件事在《上海时人志》中也有记载：“刘槑一……参加饶神父筹划成立难民区工作，并兼上海难民救济会总务职……”

　　我父亲有三个妹妹，我二姑妈和小姑妈与我父亲一起参加了难民区的工作。

　　几万难民

　　吃是最大难题

　　我曾见到过饶神父，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大胡子神父”。我经常听父亲谈到他，当时就感觉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难民区与法租界的大门平时是开着的，可以自由进出。日本人不能进入难民区骚扰、加害难民，破坏难民生活。难民可以出去买些东西，日用品之类的，也可以去租界劳动，挣些钱。

　　饶神父还在难民区组织生产。我记得，有一次饶神父不知从哪里拿回来了很多鹅毛，我们小孩子就把鹅毛上的绒撕下来整理好，然后卖出去，再把这些微薄的收入捐给难民。

　　我父亲赞叹，“外国人为救济难民而奔波，我们中国人难道不能做些事情吗？”

　　他确实也在身体力行，和饶神父一起办了很多义务小学，就设在庙里，放些破桌子、破椅子，老师也不固定，谁来谁就讲一讲，难民的孩子就跟着学学。

　　我姐姐比我大6岁，还给小难民们讲过课。当时也没条件办正规的学校，难民们能生存下来，能给孩子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二姑妈在难民区里做一些服务工作，我小姑妈是护士，在难民区的卫生所里为人包扎、打针。

　　我所住的难民区就有几万难民，吃饭肯定是最大的问题。

　　当时买不到米，我的叔父就和几个朋友乘电车到现在的闵行区买米。买了米后，就把米包好裹在棉袄里。进铁门时日本兵要搜查，看到我叔父衣服里鼓鼓囊囊的，就用刺刀刺过去，米撒了出来。

　　叔父就被带到一个堡垒一样的地方关了起来。这堡垒是法国人留下来的。父亲知道叔父被关起来后，托了很多关系才把他给保了出来。

　　我们当时吃的米里有很多石子。我们还把面粉加工成面条，晾在竹竿上。时间长了面条发霉了，我们仍旧把它吃了。

　　我经常见到日本人对难民营实施戒严，一戒严就将铁门关死，城里城外不能通行。铁门有时候关闭不止两三个小时，可能会达两三天之久，这样城内外没法交流，什么吃的都没有。

　　当时法租界的中国人买了很多大饼，从法租界靠人民路一侧的窗口把大饼往下扔。有些饼上沾了大便，人们也照样吃。

　　还有的扔衣服下来，不管是衬衫、棉袄还是短裤，通通扔下来给难民。有的人家前门开在法租界，后门开在南市，人们就从这里进出，但得偷偷的，不能让日本人知道。

　　到了冬天，不少人被冻死了，那时候冻死、饿死的人太多，我们都司空见惯，也不感到害怕，直接把尸体送到同仁普育堂收容所。

　　日本人骑着摩托车

　　朝我们撞过来

　　小时候，我非常害怕日本人，也痛恨他们，有好几次我都差点因为日本人没了命。

　　有一次，我和奶奶、哥哥到浙江路走亲戚，回来后难民区的铁门锁住了，不让进。城外有很多人，城内也有很多人，想出来的出不来，想进去的进不去。我奶奶听人说新北门还开着，就带着我们哥俩往那里跑。在人民路那里，日本人骑着三轮摩托车朝我们撞过来，我拼命地往人行道上跑，这才幸免于难。

　　我们时常活在恐惧之中。我小时候就在青莲庵附近上学，回家的时候经常戒严。在经过日本人的时候必须向他们鞠躬，否则就要挨踢。有一次日本人突然戒严，我就待在青莲庵边上叔父开的杂货店里。

　　杂货店在戒严后也要关门，叔父把门板上起来，只留了一个小孔。当时是夏天，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正对面是一个老虎灶，因为戒严后不能在路上走动，因此路上的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就在老虎灶边上等。过了一会儿，这个年轻人看街上没人，就想问我叔父买包烟。我叔父向他示意那边有日本人，但他没有看懂，就跑了过来。他还没有站稳，日本人就朝他打枪。所幸子弹打在了墙上，没有伤到他。但在当时，即使日本兵打死了人，也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这个人当时吓坏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赶紧跑了。

　　1940年，饶神父去了武汉、南京，后来回国，我父亲与他的联系就少了、中断了。但是饶神父与他的人道主义精神，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精神超越了地域和国界，难能可贵。

　　不敢和日本人抢水喝

　　口述/余阿姣(100岁)

　　从豫园管理处往弄堂里走100来米，就是安仁街，这里曾是南市难民区的一部分。2米多宽的小马路两边，都是百多年的老房子，木质的阁楼，七八户人家合用的卫生间，是老上海生活的活化石。

　　100岁的余阿姣就生活在这里。路过的老人小孩都会叫她一声“阿婆”。老人思维依然清晰，叫得出弄堂里每个熟人的名字。“1937年，我就住在这里，知道有个神父，人很好。”

　　整条街都成了施工现场

　　1915年农历十一月初九，我出生，今年有100岁了。我出生在安仁街81号，3岁的时候搬到了安仁街161号，算起来，我在安仁街几乎快居住了一个世纪。

　　我小时候，家里是做生意的，爸爸在山东南路问别人借了一间房子，开一家卖筷子的店。当时爸爸是店里、家里两头跑，店里要顾，家里也要顾。有时我也会去店里帮忙，跟着爸爸一起两头跑。

　　那时候，安仁街非常安静，邻里之间也都互相照顾。然而，到了1937年，日本人来了，直接把我家住的地方封锁起来了。后来，日本人把我家这边的房子炸了，又重新改造。他们把很多两层的楼房加盖一层，整条街都像施工现场，根本没有路可走。日本人还在路口造了铁门，平时有日本兵拿枪把守，一开门日本兵就会用枪打。

　　整个安仁街都被封锁了。

　　1937年11月南市难民区成立，安仁街被划分在第二区，出入口依然被日本兵封锁。

　　我们这个难民区第二区，根本没有自来水，只有几口井，所有人都只能靠井水过活。日本人也需要用水，他们也来提井水，我们哪敢和日本人抢水喝？所以有的时候就好几天都喝不上水。

　　难民区里也没有饭吃，街口有扇门能通往十六铺，我就穿小路逃出去，买一点鱼、买一点米。有一次回来时铁门被日本人锁掉了，我回不去，只能住到我叔叔家里，我叔叔住在新城隍庙(现今的连云路延安东路金陵西路之间的48路公交终点站附近)。我在他家住了两夜，终于又等到了铁门打开，才回到难民区里。

　　按照当时难民区的情形发展下去，很多人是会饿死的，但有个好心的法国神父，一直在接济难民，定期送些吃的过来，很多人才维持着活下来。

　　当时的生活非常苦，实在无奈，我就和爸爸逃到了宁波乡下。但是妈妈因为行动不方便没逃掉，还住在那里。我们逃到了宁波后，在那边借了房子住下来。

　　夜里不敢开灯

　　虽然名义上是“安全区”，但难民区里的日本兵也经常胡作非为。

　　那时，妈妈在家非常害怕，晚上哪个房间有灯开着，日本兵经常会把那个房间的玻璃窗敲掉。我妈妈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夜里不敢开灯，只能偷偷用油灯。吃的喝的都靠饶神父的救济过活，很不容易。

　　之后的几年时间，我都在宁波生活，根本没有家里其他人的消息，但难民区的生活，我却一直不能忘记。

　　那么苦，中国人都坚持着；那么难，还有善良的人帮助着我们。

　　难民区里的小姐妹

　　口述/王晓梅(85岁)

　　“东洋兵要想到上海，几十只兵舰开到黄浦滩。‘八·一三’东洋兵冲进闸北来，杀我伲老百姓、炸我伲火车站。我伲老百姓大家要拼命，不管老不管少要打退东洋兵……”85岁的王晓梅说，这首童谣曾经她身边的每个小伙伴都会唱。

　　任晓梅住在豫园街道南王医马弄，“1937年日本人进上海时，我只有7岁”。

　　必须向日本兵点头鞠躬

　　我父母是浦东人，爸爸出生在三林塘，妈妈是川沙人。他们结婚之后就搬来了南市区，就在南王医马弄弄堂对面开了个裁缝店做衣服。

　　我6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姐姐在外面做工。为了生计，我们还去虹口日本人的军衣厂里做过，待遇不好，上班没有工资，只是有时发点赤豆、蚕豆。当时，人们出行根本没有交通工具，我们都是走到虹口区周家嘴路上班，所以经常全身酸痛。

　　7岁那年，我刚刚上了半年学，日本人就打来了。我还记得有位邻居和我妈妈说：“要打仗了，你们家里孩子多，快点去逃难吧！”虽然我们离法租界很近，但里面根本没有房子住，我们只能逃到当时相对安全的浦东亲戚家。亲戚家的粮食连他们自己都不够吃，所以住了没几个月我们就又回到了南王医马弄的家里。

　　后来，我从小长大的这块地方就成了难民区。我记得当时方浜路南面就是由日本人占领的，知道日本人要来的消息后，住在那边的人也都逃掉了。当时日本人在方浜路设立了一个岗哨，有日本兵带枪守卫。路经此地，必须向日本哨兵问好、点头鞠躬，如果戴了帽子还必须先要把帽子脱掉。如果忘记脱帽，就会招惹到日本人，日本人会用枪瞄准你，或者往你头上浇冷水。大家都很害怕，因为我那时候还小，不懂事，所以还敢走出来，我姐姐比我大几岁，就不敢出来了，怕被日本人抓走。

　　打开洋伞接馒头

　　那时，很多难民聚集在这条弄堂里，我和我的姐姐、妹妹住进了难民收容所。我的父母年纪大了，睡不了地铺，所以住在了家里。

　　当时我们都知道有位饶神父，听说这位神父人很好，一直做好事，帮助中国人。在收容所里，吃变得非常困难，基本没什么东西吃。城隍庙附近有家茶馆叫得意楼，经常救济难民，免费供粥给难民们喝，据说这就是饶神父推动的。我们每天早上拿一个很大的碗去喝粥，还能领到一些青菜和萝卜。一天也就这一顿能吃饱，到了晚上再自己想点办法。有时候，我还和我姐姐走到漕河泾买点米背回来，一袋米是16斤，要是在路上先卖掉一些，还能赚点钱。

　　在东新桥那边(今浙江南路人民路口)，还有些法租界的好心人特意做馒头给难民们吃。馒头一个个递进来太慢了，所以他们就往难民区里哗哗地扔进来。我们姐妹一获悉开始扔馒头的消息就冲过去捡，但我们还太小，一次拿不了多少，又不敢在人堆里挤。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去捡馒头的时候带上一把洋伞，在接馒头时把伞打开，就可以多接到几个馒头，否则不够吃。

　　喝水倒没什么问题，门口斜对面就有一口井，弄堂口也有井。因为井水喝起来有点咸，所以主要用于洗衣服、洗菜。有的地方自来水还要买的，一个铜板一桶。但后来这些井都被填掉了。

　　难民收容所里面也是有学校的，是一所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小学，学费非常便宜。我就是在那里读书的，我姐姐在这所小学读到了四年级。在打仗的时候，学校也是开着的，也有人去读书。现在回想，在那种环境下，还有上学的地方，真是不容易。

　　难民区也有小医院

　　到现在，一提到日本人，我还会想到那可怕的一幕幕。记得有一次，我们邻居家的阿公没有对路口的日本哨兵鞠躬，日本人哗地冲过来就朝他额头开枪，好在子弹没打着，打在了墙上，他幸运逃脱了。

　　日本人还在这边强奸妇女，平时妇女都不敢出来，怕被日本人“抓花姑娘”抓走。当时在我们弄堂口就有一个姑娘被日本人强奸了。

　　当时还有日本飞机轰炸，我家这边没有被炸到过，其他地方有。我有一个堂哥，住在南市。有一次轰炸，炸弹掉下来，我堂哥的头部受伤了。我们看到他当时捧着头，就问他怎么了，他说是头被弹片打破了，于是跑到对面一个红十字会去包扎伤口。这个红十字会医院是在我们难民所里面的，平时也都开放，不收费。

　　难民区也有小医院，但是医疗水平实在有限。当时我的一个小妹，手上生了一个疖，发高烧，就去医院看，但是大概由于医院里的医生技术不高，那个疖还没熟就开了一刀，结果炎症越来越严重，后来我妈妈送她去看中医的时候，在黄包车里过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