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苏联伯力审判:关东军司令受审 揭细菌战罪行

您或许了解惩处德国纳粹的纽伦堡审判（1945年11月—1946年10月），或许熟知针对日本法西斯的东京审判（1946年1月—1948年11月），那么您是否知道，作为这两次战犯审判的“后续”，1949年12月还举行过一场伯力审判？

　　伯力，现译哈巴罗夫斯克，俄罗斯远东城市。66年前，在苏联人组成的军事法庭上，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当庭受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至25年不等。审判集中揭露了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活体试验及细菌战罪行，而这正是东京审判前后，在美国的操纵下被遗漏乃至通过“交易”隐藏的——那些细菌战的罪魁如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乃至亲自批准实施细菌战的裕仁天皇等，皆逃脱了法网。

　　6月27日，九州出版社为《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举办读书会，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所研究员荣维木、法学所副研究员孙家红、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新宇出席，和读者分享了“从东京审判到伯力审判”的历史细节。

　　孙家红是《伯力城审判》的编者。他随身带了一本旧书，是十多年前在北大的周末书市上花五块钱买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书脊已经有些破烂了，泛黄的封面上印着“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封底没有定价。这正是当年伯力审判后，苏联方面以中文印行的书籍，《伯力城审判》就是据此编校而成。起诉书、供词、辩护词、判决书并不易读，但它却是我们了解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细菌战罪行不可或缺的史料。

　　孙家红告诉青阅读记者，尽管此前这批史料曾以不同的书名至少出版过三次，但在我国伯力审判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学界，他没有检索到伯力审判的主题论文，仅仅是立足于抗日战争或细菌战的研究中有所涉及，大众间知道伯力审判的人可能更少。他表示：“伯力审判产生于冷战背景下，长期遭受人为的‘曲解’和掩饰。它与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在时间和逻辑上紧密相连，尽管它存在一些合法性争议，在法庭组织、审判规则、实体运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但审判所揭露的日军细菌战罪行不容否定，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审判细菌战罪行。”

　　荣维木说，细菌武器杀伤力大，且有隐蔽性。日本细菌部队在中国造成的危害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细菌实验的受害者，所谓“马路大”，能确认的至少有超过1000人遇害；二是细菌战的直接实施，浙江义乌、湖南常德等地都是重灾区。而且，细菌战造成的伤亡不易测算，瘟疫暴发可能很快，也可能要很长时间。

　　细菌战造成的长期危害，相关战犯未被清算，使这一恶魔跨越了时间的边界。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也曾针对平民使用细菌武器。孙家红告诉青阅读记者，当时以英国李约瑟博士为首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实地调查。人们还发现，美军使用的细菌武器与当年日本细菌部队的研究有很大关联。

　　伯力审判开启的历史进程并未因12名战犯服刑而画上句号。孙家红介绍说，毛泽东1949年12月至次年2月访苏，其间正值伯力审判举行，苏方主动提出解送一批日本战犯到中国。1956年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就是仿照伯力审判进行的，当然中国并未对“苏联老大哥”亦步亦趋，在审判战犯人数、量刑尺度等方面都有自己的考虑。

　　读书会上有人提出，为什么伯力审判最重的才判了25年？量刑是不是太轻？孙家红解释说，苏联1947年废除死刑，1950年予以恢复。“伯力审判特意选在1949年底进行庭审，也就避免了死刑，当时苏联最高刑期就是25年。”事实上，苏联人并没有按照判决将12名战犯禁闭在劳改营，而是送往伊万诺沃市郊外的第四十八将官收容所，待遇也有所改善。孙家红读过受审战犯三友一男的回忆录《细菌战の罪》，按照书中描述，刑期最短的两人刑满释放回国，另有一人因脑溢血死亡，一人自缢，根据日苏间后来达成的协议，最终包括山田乙三在内的其他人都于1956年被遣返回日本。

　　孙家红认为中国对日本战犯的优待和改造政策，从长远来看优于苏联的苦役折磨。“我们虽然花费了巨大成本，但对日本战犯的心灵改造取得很大成功，他们归国后在促进日本民间社会反省战争历史、推动中日和平交往等方面一直起到积极作用，及至近年，他们中的在世者仍是中国战争受害者赴日索赔等活动中不可忽视的外援力量。”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一系列纪念活动逐步展开，至9月3日的“胜利日”将达到高潮。我们应如何看待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孙家红不只一次谈到，回望历史，不是为了种下民族仇恨。“日本应该拿出态度切实地反省，而我们也要超越受害者的思维，从更广阔的视角去反思战争。我们拒绝遗忘，同时要有科学的、成熟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在他看来，细菌生化武器的威胁今天仍然存在，比如9·11之后在西方引起恐慌的炭疽邮件，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成了美国出兵伊拉克的借口，这都与二战中的细菌战，与生化武器的开发有一脉相承的逻辑。“我们还是要吸取历史教训，来解决当下的问题。”

　　文/本报记者 尚晓岚 本版供图/孙家红

　　法庭内外的冷战疑云

　　◎孙家红

　　一、为什么会有伯力审判？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选择在其远东城市伯力城举行这场历史性的战犯审判，至少基于以下三方面因素：

　　第一，犯罪事实与定性。日本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开始进行活体细菌实验，并在陆军少佐石井四郎等人的策划推动下，经天皇批准，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长春等地成立特别细菌部队（即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和100部队），随后又在北京、南京、广州乃至新加坡等地设立其他分支（如北京“甲字1855部队”、南京“荣字1644部队”、广东“波字8604部队”、新加坡“冈字9420部队”），专门从事细菌武器开发、活体实验，并多次针对平民和军政人员施放细菌武器，所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至今都难以统计清楚。

　　日军的各项细菌战罪行，不仅通过这场审判，以大量书证、人证等证据资料雄辩地加以证实；数十年后，更因在中国、美国、日本发现731部队等方面大批原始资料，令当年实施和掩盖细菌战罪恶的一些当事人无所遁形。

　　第二，公开审判的可能。在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日本关东军全线溃败。由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包括哈尔滨731部队、长春100部队在内的在华细菌战部队大举消灭罪证，并携带大量原始实验数据、档案材料、设备器材等辗转撤回日本国内，藏匿起来。尽管如此，苏军在战争中俘虏了大批日本战俘，这其中便有多名当年主持、参与细菌战和活体实验的日本军士，乃至最后一任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山田乙三大将。《伯力城审判》一书所载多项“文件证据”表明，当年苏军还曾截获不少未及销毁的军政材料。本书明确提及的各类案卷证据就有22卷，而档案编号则多达869号；并且可以肯定，这只是苏军所截获全部证据的一部分。这极大弥补了由于细菌战相关主犯逃回日本所造成的被动情势，更为这场审判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能条件。

　　第三，战犯审判的必要。从国际政治角度看，1949年底进行的这场伯力城审判是“冷战”背景下的产物。美、苏两大强国不仅在二战结束之初便着手开发更为尖端的杀人武器——包括彼此业已投入多年的细菌武器，并在东京审判的国际舞台上，围绕当年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审判问题，上演了一场场“明暗相间”的大国博弈。

　　对于731部队昔日大量的“科学实验结果”，美国和苏联皆欲得之而后快。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在侦缉、争取和掌控日本细菌战犯的效果方面，美国明显更胜一筹。并且，在驻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与美国政府的勾连串通下，很快与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达成交易，以美国政府保证其免予起诉、保全其个人性命，乃至重加利用为条件，从对方手中获取了大量人类活体实验、细菌武器实验等方面的数据和材料。作为在日本细菌武器试验和细菌战争中受害最深的中国一方，在这一肮脏交易之下显然是被漠视和牺牲掉了。而国民政府对于美国政府和日本细菌战犯之间的这场交易是否知情，又知情到何种程度？在南京市地方检察院已经掌握“多摩”部队进行细菌和活体实验的罪行，并于1946年8月29日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了文件证据后，为何既没有在东京审判中坚持追诉，又没有在后续国内数次审判战犯活动中重提此举？对于这些谜一样的问题，因为目前掌握材料有限，尚无法给出完整而确切的结论。

　　就在美日达成交易前后，苏联作为日本细菌试验和战争的另一方受害者，以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控方之一，对于揭露日本细菌战争的罪恶颇不遗余力，不仅支持中国政府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公诉，甚至从西伯利亚押解两名日本细菌战犯（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亲到东京，进行讯问，并作笔录，以坐实相关指控。虽然苏联方面进行伯力审判的真实动机，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而且这场审判的国际合法性也存在一定争议，但相比之下，美国牺牲他国以谋取本国利益的做法实在不够光彩。

　　二、审判的基本过程

　　苏联伯力城细菌战犯审判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30日，但这只是正式的庭审时间，其实前期的准备工作很早便开始了。

　　组建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判的核心法律依据，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的第一条，所针对的主要是德国法西斯对于所羁押的苏联公民和红军所实施的杀害和刑戮罪行，以及苏联公民及其同谋的间谍和叛变罪行。在法庭组织方面，从审判长、审判员、国家公诉人到检验委员会委员（出于细菌和医学的专业性考虑而设置），清一色都是苏联人。

　　被告一方共有12名，分别是：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关东军兽医处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第731细菌部队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第731部队分部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第731部队部长军医中佐西俊英，第731部队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第五军团军医处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第100细菌部队科学工作员中尉平樱全作，第100部队工作员上士官三友一男，第731部队第643支队医务实习员上等兵菊地则光及第731部队第162支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同时，为每名被告配备了专门的律师和翻译人员，也全部是苏联人。

　　值得注意的是，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两位被告的职衔并不算高，竟被安置在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前面进行庭审，很可能是考虑到他们曾在1946年东京审判期间接受讯问，早已坐实彼等细菌战罪行，将之置于前列，则十分有利于后面的庭审程序顺利进行。

　　经过数日开庭审理，结果除其中一人（高桥隆笃）对于所控部分罪行稍存异议外，各位被告均当庭认罪。12月30日，由审判长契尔特科夫“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名义”做出判决，判处被告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4人在劳动营内禁闭25年，柄泽十三夫、佐藤俊二禁闭20年，西俊英禁闭18年，三友一男禁闭15年，尾上正男禁闭12年，平樱全作禁闭10年，久留岛祐司禁闭3年，菊地则光禁闭2年。各犯在收到判决书副本后72小时内，有权向苏联最高法院的军法处提出抗告。结果当然是维持原判。

　　三、为什么中国没有参与伯力审判？

　　伯力城审判完全是在苏联的主导下进行的。尽管它与此前举行的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在某些形式上较为接近（如配给辩护律师，赋予被告当庭抗辩权利，并辅以翻译），而与当时苏联国内刑事司法审判的主流形式相去甚远。但是，缺少其他主要战胜国家的参与，势将折损这场审判的国际影响力和判决说服力。当然，在当时“冷战”思维的极度深寒下，如果美国来参加这场细菌战犯审判，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可是中国作为日军细菌战和活体实验罪行的最大受害者，以及该等罪行的主要“案发地”，同时鉴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邀请新生的中国政府以及日本细菌战争的受害者（或者代表）参加这场审判，实在是应然之举。但遗憾的是，我们在苏联伯力城审判过程中并没发现中方参与的任何线索。目前所能看到的，只是在这场审判过程中，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地转发塔斯社的“新闻通稿”，以及在这场审判结束后，中苏两国政府就进一步审判包括日本天皇和石井四郎在内的数名细菌战主犯，而进行的公开函电往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由于大批日军战俘早为苏军俘获，而731、100等特种细菌战部队所在的哈尔滨、长春等地也一直被苏军占据，所以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军队，即便当时对日军的细菌战罪行有所了解，若欲进行调查取证，事实上皆有所不能。而在苏军撤退后，国共双方更是汲汲于内战中决雌雄，无暇顾及相关调查，虽然令人遗憾，但也势所难免。

　　再从时间上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方告成立，12月25日苏联方面即开始在伯力城正式庭审细菌战犯。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新政权百废待兴，若因其未能参加这场历史审判而苛责之，显然也有失公允。事实上，毛泽东于1949年12月至次年2月访问苏联，伯力城审判正是在此期间。可以推知，对于这场审判，中国的新生政权显然是知情者；但具体知情到何种程度，是否有所参与？只有相关档案公布之后，我们才能找到答案。

　　伯力城审判期间，中国主要的官方报纸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甚至请曾经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方法官梅汝璈出面撰文，借以表达中国人民对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极大愤慨。不言而喻，这些报道本身即代表了当时中国政府的积极反应。

　　四、美国的尴尬和反击

　　苏联在伯力城审判进行过程中，不仅采用公开审判形式，准许一些民众到场参观，更借用塔斯社等国家媒体向全世界发布相关消息。而在审判完成后，又很快将审判资料汇编成书，并翻译成中、日、英、德等多国文字，全面揭露日本细菌战罪行。

　　对此美国政府其实是最尴尬的，因为他们不仅无法利用业已掌控在手的原731、100等部队人员（如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站出来公开予以反驳——其实也无法反驳；更无法否认在东京审判期间，曾经接到中国和苏联关于日本细菌战罪行报告的事实。窘境之下，美国政府只能开动宣传机器，重点揭批苏联伯力城审判的法律程序和实体瑕疵，尤其特别强调这完全是冷战对手——苏联政府所操控的一场“政治秀”，因而在逻辑上，这场审判所揭示的内容绝不可信。

　　其实，1946年初，《纽约时报》《太平洋星条旗报》《赤旗报》（日本共产党的报纸）等媒体纷纷对日军在中国东北的细菌武器实验，以及原细菌战队员回日后的潜藏情况进行披露。但与美国关系最为密切的《纽约时报》《太平洋星条旗报》这方面的报道很快便受到“遏制”，乃至1947—1948年间（也就是东京审判进行期间）对细菌战的问题一直保持沉默。有的学者研究发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28名日本战犯中，半数以上与细菌战罪行存在关联，甚至直接参与其中；负责起诉的检察官中也至少有6人明知日本的细菌战罪行，却对此保持了沉默。（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很明显，当时有能力策划和操控这场阴谋的，只能是事实上主导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背后的美国政府。

　　在“冷战”敌对状态下，尤其在特别强调客观证据的美国法律文化背景下，美国的策略居然获得了巨大成功，以致美国民众数十年间对于日本细菌战罪行懵然无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一位美国记者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撰文揭破美国当年与日本细菌战犯进行秘密交易的内幕。随后，又在美马里兰州的底特里克营军事档案馆里发现大量当年731部队的细菌实验原始材料。其后，随着美国政府相关档案逐步解密，人们更是发现：美国当时以极低的金钱成本（有说法是20万日元）便从石井四郎等人手中获取了这批罪恶资料，数位昔日当事者都承认这是一件十分划得来的“交易”。

　　（本文摘编自《莫让青史尽成灰——1949年苏联伯力城审判的背景、过程及其遗绪》，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