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师几十年寻访127位慰安妇 仅剩12位健在

　　一群特殊的女性，花季年龄遭遇了最为残忍的伤害。当和平到来、硝烟散去，她们仍在尘封的岁月中寂静无声……而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乡村教师张双兵，没有财力，没有权势，却将“慰安妇”这个在中国沉默了半个世纪的隐秘群体带入了公众视野，将替老人们“申冤”的重担一肩挑起，奔走半生。

　　“我一个老百姓，本不该去做这些事”

　　车子在乡间颠簸十几分钟后，张双兵的身影出现在路边。他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如沟壑般纵横。

　　两个多月前，62岁的他正式办理了退休。如今家中没事时，张双兵会花上15块钱，坐着村里的私人面包车，去县城档案馆整理档案。

　　这是唯一连接羊泉村和盂县的公共交通，每天清晨6点开出，11点就往回返。到了档案馆，张双兵只有两个半小时的工作时间。他很知足——更早以前，出行只能靠双腿和自行车，未经修整的沙石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被山洪冲毁也是常有之事。

　　正是在那样的状况下，乡村教师张双兵几十年来利用自己的微薄收入，花费寒暑假和周末等几乎所有空闲时间，走遍了山西的盂县、阳曲、太原、武乡、沁县……完成对总计127位慰安妇的寻访。

　　十几万字的历史证词，他一笔一笔记在本上，又逐字逐句输入后来别人给的一台不能上网的旧电脑中。他带着老人们跟日本政府打官司，出版了《炮楼里的女人》和《“慰安妇”调查实录》两本书，将人类战争的残忍扭曲全面呈现。

　　然而此时此刻，这位年过花甲的“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背窗而坐，神情落寞，反复表达着自己的后悔。“我一个老百姓，本不该去做这些事，也不是我能担当的，可能这就是个错误。”张双兵缓慢地摇着头，目光低垂，寂静无声的院落只余他沉重而长久地叹息，“我对不起她们。”

　　“既然日本政府不回答，那就打官司吧”

　　一切都从那个深秋开始。

　　1982年，张双兵在高庄学校工作，有天下午带领学生劳动后的归途中，看到一位老妇人佝偻着腰，跪在地上，一把一把艰难地收割谷子。别人的庄稼已经收完了，就剩她那片孤零零的谷子地。

　　张双兵和学生上前帮忙，老人蜷成一团，头贴着地，冲他们一个劲儿地念叨，“可遇上好人了，可遇上好人了……”

　　私下打听后，张双兵得知老人叫侯冬娥，年轻时很漂亮，有“盖山西”的美名。她两次被日本兵抓去做慰安妇，失去了生育能力，疾病缠身，还要养活丈夫和丈夫的哥哥两个残疾人。

　　关于慰安妇，张双兵小时便听说过她们的故事，自己村里就有六七位。但侯冬娥孤单而孱弱的身影，仿佛瞬间击中了他。“真是很可怜，她家那个穷啊！我一个农民子弟都看不下去……我把从小听到看到的，自然不自然就联系起来了，觉得应该帮助她们。”

　　那时的张双兵爱好文学，想着老人的坎坷经历是特别好的写作素材。但去了几次，那段耻辱经历老人一点都不愿透露。他便不再多问，只是时常帮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这样过了十年。

　　1992年，张双兵看到一篇报道，发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学者童增，提出日本政府应该向二战民间受害者赔偿，尤其是慰安妇，反响很大。他非常兴奋，马上给童增写信，对方让他尽快把资料整理出来。张双兵拿着报道和回信跑去找侯冬娥，说要替她写申诉书，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他觉得终于可以真正地帮助到老人了。

　　听闻自己可以“索赔”，侯冬娥号啕大哭，伴着泪水吐露出深埋心底的痛苦往事。接下来，张双兵又访问了刘面换、冯壮香等多位“慰安妇”，写出“中国大陆受害女性递给日本政府的第一份控诉书”，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要求日本政府向老人们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赔偿款。

　　此事被《参考消息》报道后，张双兵觉得“差不多了，应该会有答复”。他们压抑地等待了一年，却没有人来调查核实。“后来我想，既然日本政府不回答，那就打官司吧。”

　　“总跟自己说，只要再坚持一下，也许就会有结果”

　　如今回忆这一切，张双兵觉得32年前的自己太过冲动。然而至少在当时，“打官司”这件事看上去是很有希望的。

　　1993年，通过童增牵线，张双兵联系上一个专门为二战时中国受害者义务打官司的日本律师团。在北京，日本律师大森典子告诉他，现在的政府讲道理，不是以前的军国主义政府，她相信中国的受害女性一定能得到道歉和赔偿。“我一个山村教师，一点经验也没有。听人家律师这么说，真是非常振奋，就代表老人和她签了代理协议。”

　　决定起诉日本政府后，张双兵继续跋涉在寻访慰安妇的路上。除了律师团，他差不多是孤立无援的。学校领导不支持，工资始终是最低档；大会小会点名批评他破坏中日友好……而亏欠最多的便是家庭。一双儿女自幼缺少父亲的陪伴，“儿子很小时，就经常说我没有照顾好他。”

　　顶着压力和对家人的歉疚，在日本律师帮助下，张双兵带着那些一辈子没出过省的小脚老太太赴日起诉。令他最开心的是1995年8月第一次在日本开庭，此后十几天里，刘面换和李秀梅两位老人在东京、横滨、大阪一路作报告会，很多日本媒体跟踪报道，引发轰动。

　　这种关注让张双兵和老人们备受鼓舞，日本律师们也信心满满，团队里最多时达到数百名律师。“觉得积压在心里几十年的苦和难，马上就能解决了。”

　　然而，1998年第二次开庭，媒体关注明显少了。

　　1999年，第三批10位老人赴日起诉，是人数最多的一次。再往后，张双兵和老人们几乎年年都去日本“讨说法”，16位起诉人最少的去过1次日本，最多的去过7次。从地方法院到中级法院，再到高级法院，情况渐渐不容乐观。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理由一，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二，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这是张双兵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以往再难，他总是跟自己说，只要再坚持一下就好，下次也许就会有结果……“不仅我认识不到，就连那些日本律师也认识不到，他们一直抱有一线希望。”面对终审判决，坚持打了十几年官司的张双兵如同一下被抽去了精神，体悟到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与纠葛，也意识到当初怀抱美好愿景的自己和大家，想法是多么单纯。

　　“等官司赢了，让你的子女去坟前告诉你”

　　“秀梅大娘，你安心地去吧，要相信，你的女儿一定更坚强，亲友一定更和谐……”一年前，首批赴日起诉的慰安妇李秀梅老人离世，在小小的追悼会上，张双兵为她致了简短的悼词。

　　类似的悼词在张双兵电脑里有很多篇——这些年，他送走了数不清的老人。“只要家属通知，我一定去。农村封建意识强，她们一生受了极大委屈。日本政府没有还她们公道，我要给她们一个说法。告诉大家，她们是受害者，我也就这点能力了。”

　　如今，127位被访问过的慰安妇只有12位健在，最大的94岁，最小的89岁。而当初参与起诉的16位老人中，在世的只余张先兔一人。

　　有老人离去前，紧紧抓着张双兵的手，听到他说“等官司赢了，让你的子女去坟前告诉你”才能闭眼。但张双兵心里明白，“赢官司”几乎是没有希望的。老人们渐渐故去，他也已经年过花甲。“用几十年做一件事，付出了那么多，却没有任何结果。”他痛苦地对自己全盘否定，“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介入。”

　　事实上，张双兵的努力并非一无所获。

　　慰安妇的情况渐为公众所知，老人们在经济上得到了帮助。目前，香港的钟惠明先生每年为每位老人提供数千元生活费，盂县的慰安妇也有了一年几百元的低保，并可报销医疗费用。更重要的是，村民能够理解慰安妇是特殊时代的产物，老人们可以挺起腰杆，不再觉着活得丢人，精神状况有了很大好转。

　　但张双兵从不以此“居功”，这些积极的转变仿佛并不能安慰到他。“我当时鼓动老人站出来起诉，就是承诺能给她们道歉和赔偿，跟日本律师签的协议也是这么表述的。一旦这个承诺没有兑现……其他的……我觉得也不算什么了。”

　　这位被外界视作“为正义而呼、为和平而歌”的斗士脸上，丝毫不见昂扬。想到那些深受欺凌的农村老太太，怀着对自己的无比信任和对道歉赔偿的极度渴望，那样勇敢地奔赴令她们惊慌的国度，张双兵固执地认为自己当初“不负责任”的热情太过草率，而无法兑现的承诺让老人们受到了二次伤害。善良的他担负了一系列来自外界、家庭的沉重压力，又饱受自责与愧疚的煎熬。

　　败诉后，张双兵未再继续主动调查。但有老人联系，他也还会赶过去认真倾听。“我现在的生活重心就是照顾好活着的老人，其他的……有希望就继续吧。”

　　微微佝着身子走出窑洞，张双兵的背影沉默而孤独。不久前，他参演了以自己为原型，反映二战时期日军强征“慰安妇”罪行的电影《大寒》。作为最后一个节气，“大寒”既反映受害者心中的苦，也有期待苦尽甘来的涵义。而那些正在经历“大寒”的老人，还会等到春天吗？ 主笔：魏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