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保育生：打篮球看名著 多数投笔从戎

　　儿童保育会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战火从白山黑水和中原大地燃烧到了长江流域。大批中国儿童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有些在炮火中幸存的儿童，日军又掠劫他们，强行施以奴化教育。

　　在此紧要关头，中共中央长江局及其领导下的妇委，特别是邓颖超、廖似光等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奔走动员，为了抢救和保育中国的下一代，免除战时儿童的苦难，团结全国各界人士共同创建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后被称为烽火中的摇篮。邓颖超说：“这是各界妇女在抗战中的一大贡献，是我国儿童保育史上的一大创举，永放光芒的篇章。”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摄影记者 王勤 王天志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我们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 ”——引自《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

　　年近90的老人秦风（原名秦金贵），住在成都的枣子巷13号。平日，他经常坐在窗边，望着天空，哼唱这首歌，他甚至不太记得自己出生年月了，但这首唱了大半辈子的歌总是脱口就来，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首歌是他的精神支柱。

　　抗战时期，有一个特殊群体，叫保育生，他们生活在当时共产党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战争流离失所的儿童建立的保育院中，他们管老师叫妈妈。

　　秦风收藏有当年很多保育院的珍贵资料，其中，有一本《难童集》的相册。如今每隔几年，当年相册中仍健在的难兄难弟们都要重逢。记者看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都会有合影，但每一次合影人数都在不断减少。大半个世纪过去，这段历史渐渐模糊，“妈妈们”长眠于地下，昔日流着鼻涕的难童，如今雪染双鬓，再谈当年战火纷飞下的逃难生涯，仍然老泪纵横……

　　母亲行动

　　中共地下党员不退却，枪口下救孩子

　　秦风是河南开封人，母亲因难产而亡，父亲和大哥带着秦风乞讨为生。秦风回忆，年少时的他，看到伙伴的眼中都写满了饥饿，后来，逐渐还有了恐惧，因为战争打响了。

　　1937年末，日本占领南京城后，百姓们只能拖儿带女向着湖南湖北逃去。逃难路上最为悲惨的就是儿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当时说，南京失守，江南各省约有1000万难童在四处流浪。

　　南京陷落，各地孩子纷纷逃亡武汉，日军在苏杭一带抓捕儿童，运回日本，当时《大公报》派记者前往调查，发现日军把孩子奴化教养。

　　在武汉的冬天，每天早上都有沿街乞讨冻死的儿童。另外，一个消息引起民众的恐慌，山东陷落，徐州告急，武汉会腹背受敌。

　　此时，中共长江局运筹帷幄，一个计划正在萌芽。作为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人之一，徐镜平回忆文章中谈到一个细节，保育会的筹办迟迟不能如愿，她与曹孟君等到中共长江局妇女部成员邓颖超，邓颖超当即指示，把力量集中起来，好好干。

　　1938年1月24日，邓颖超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在汉口召开了保育儿童发起会议，那一天，救国会领袖沈钧儒、文化名人郭沫若、蔡元培等183名发起人参加会议。2月13日，中共长江局的喉舌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救济保育我们的儿童》的社论。邓颖超带头开始四处募集资金。

　　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圣罗以女子中学召开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会上选出了由56人组成的理事会。随后，由理事会推举宋美龄为理事长，邓颖超、史良、沈兹九、安娥等为常务理事。与此同时，还聘请了包括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文教界知名人士、国际友人、驻华使节在内的286位名誉理事。如今，秦风家的墙上还挂着这一张被金框裱着的泛黄照片，是当年邓颖超这些保育会发起人的合影。

　　1938年，日本土肥原师团向河南北部发动了进攻。硝烟弥漫，战火纷飞，郑州开封的难民与日俱增，这座六朝古都的孩子无处可去。派谁去拯救难童呢？宋美龄把目光投向那些国民党的官太太们，但她们都退却了。中共地下党员曹孟君和沈兹九听到消息，立即率队赶赴汉口，拉开保育会到各战区抢救难童的第一幕。

　　咬牙前进

　　大批难童转移后方，四川成立23家保育院

　　1938年3月13日，汉口的临时儿童保育院成立后，正式接受的第一批难童来自河南开封和安徽芜湖，约500人，年龄在5岁左右。

　　秦风跟随这批人报了名，告别父亲和哥哥，在开封坐上到武汉的火车。刚到的时候，情况很混乱，一下车，那么多孩子也叫不出名字。老师们给每个孩子编了号。白天年龄大一点的下地割麦子，原汉口临时保育院的保育生朱文华说，四姐妹第一次离开父母，吃不下饭，到晚上，四姐妹在保育院的大街上抱头痛哭。每天一个老师给孩子讲一个故事，讲日本鬼子如何侵略中国。

　　6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3个月，各地保育分会收容难童2万名，秦风和同学们一起度过了短暂的和平日子，他说，自己终于过上了吃饱的日子。端午节，保育院还会改善伙食，吃盐蛋粽子，这是他出生后吃得最好的一顿饭，这和家里的要饭生活有天壤之别，所以他告诉记者，“打牙祭了，日子好了。”

　　但好景不长，几天后前方传来加急电报，郑州、开封告急，这引起了汉口的恐慌。 保育会准备迁重庆，改名总会。如今在重庆求精中学校内，还有一座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纪念碑。该校曾是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所在地，总会之下先后在四川、湖南、香港等成立了24个保育分会、61所保育院，先后抢救和保育难童3万余名。

　　这个时候，保育院开始陆续转移难童至大后方，其中，一艘装载300名难童的船刚出长江口就被日军飞机击中，连护送人员无一幸免，血染长江，葬身江底。

　　同一时间，秦风也踏上了往四川的路，他和其他保育生一起在汉口乘船分三批到宜昌，在那儿停了5天等船。再从宜昌到重庆临时保育院调整，中途发了几天高烧，随后，背着铺盖卷，一路向西逃难，有时候遇到空袭，老师大呼躲避，带着他们躲到树下，途中，很多孩子都走不动了，老师给每个孩子被绑上了草绳以防走丢。

　　走不动的时候，还会一起唱《保育院院歌》，秦风回忆，年纪小的只有几岁，他们咬着牙在炮火阵阵中，艰难前进，但他们总是会遇到好心的老百姓，送馒头送肥皂送很多东西，最后，步行了20公里到达临江场凌氏祠堂，他说，这儿是他的第二故乡。

　　在这期间，四川先后成立了23家保育院。1938年9月18日，中国战时保育院四川分会第二保育院正式成立。他们都简称其为川二院。

　　学习生活

　　打篮球看名著，

　　农民还会送来猪肉

　　川二院正式开学了，虽然简陋艰苦，但至少可以安静学习，保育院操场周围的壁画画着漫画“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大门外的堡坎下写着“我们是下一代的小战士。”保育院的老师16人，同学300人，共分为6个中队，秦风担任了中队长，全院编号他是288号。他说自己是“挂红带子、升国旗、喊口令。”

　　当时的课本是保育总会统一编印的《抗战读本》，他记得第一课《血！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第二课是：《火！火！火！东洋鬼子放的火！》，第三课是《东洋鬼子杀人放火，千千万万的难民怎样过！怎样过！》，第四课是：《东洋鬼子住小岛，不学好，做强盗！》；在给记者背诵这些课文的时候，秦风的女儿也跟着他一起读。她说父亲时常给她背诵这些课文，她早就耳熟能详。

　　川二院保育院的操场上，有篮球场和排球场，每周六都有比赛。在秦风所在的保育院内，还有救亡室和图书室，救亡室作为会客室和乒乓室，图书室有几百本书供他们读，孩子爱看的《西游记》、《水浒传》、巴金的《家》《春》《秋》，高尔基的《母亲》，还有当时的《新华日报》和《大公报》。

　　逢场天，保育院会组织歌咏、话剧组上街演出，宣传抗日救亡。

　　遇到收割季节，保育院组织所有保育生到地里做农活，帮农民收割麦子谷子，春节，农民会给保育院送来猪肉让保育生“打牙祭”。所以保育院和当地农民关系非常好。

　　虽说集体生活，孩子们在一起很热闹，但也有悲伤的时候，昔日祠堂大门前的坎上，有同学们的歌声和泪水，中秋明月之夜，老师组织全院师生到河边赏月，分成十组唱歌以及诉心情。他们围坐在石坎上，仰望天上的明月，唱起《保育院院歌》和《松花江上》。

　　烽火摇篮

　　保育生成

　　新中国建设人才

　　保育院的首要工作，不仅是养活难童，更要给他们以教育，使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战后国家重建的有用之才。

　　那时，全国的保育院都实行小学教育，小学毕业后以升中学为主。到1945年时，升中学的有5000多人。毕业后愿意习艺的，保育总会就安排他们到兵工厂、牙刷长等工厂训练和工作。

　　但这里的大多数难童，后来都投笔从戎，有的还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

　　毕业后的秦风，也申请参加了淮海战役，支援前方。退伍后，他定居在成都，和成都另一名保育生、时任四川剧场经理的危富元发起了保育协会成都分会。危富元去世后，由他来担任四川省战时儿童保育历史研究会理事长。

　　抗战胜利后，在各条战线上都有保育生的身影。

　　保育生戴从纲毕业于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土木工程科，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武汉建筑系统的高级工程师。谢仕柜是直二院的保育生，后来是研究钢铁的总工程师。王金陵是歌乐山保育院的儿童，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大学语言学系教授，翻译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1944年7月，川二院停办，秦风在保育院的记忆封存在了那个时候。1946年9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保育总会在报纸上发表启事，称其已完成历史使命，宣布结束。

　　回忆至此，秦风在床下的铁盒子中拿出一本影集，封面有他歪歪斜斜的笔迹，写着《难童集》，里面都是当年保育院的学生们成为耄耋老人后的照片，他们每隔几年都会在成都、南京、重庆、延安等地聚会。《难童集》的扉页上粘着一张女士的老照片，上面写着“妈妈”。秦风说，这是他后来去的四川直属第七保育院的院长，是他的恩师救命恩人，这位妈妈早已经离世。

　　历史的这条滚滚长河，带走了保育院辛酸和悲欢。

　　秦风说，当年千千万万的保育生共忆“烽火摇篮”的时光、永远不会忘怀这场生死存亡的伟大民族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