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抗战纪念馆：人气冷清 馆外变洗车场

　　中新网杭州10月22日电(记者 王逸飞)本月上旬，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普通纪念币1枚。纪念币虽小，却引爆了杭州市民的热情，当天银行网点前早早便排起了“长龙”。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9月份几天法定纪念日后，杭州各抗战纪念馆却再次陷入了冷清。记者走访了多家纪念馆，却毫无例外遇上了“空无一人”的情况。意义同样为纪念抗战，众多抗战纪念馆的吸引力尚不及一枚硬币，令人唏嘘。

　　历史愈发无人问津、存在意义大于纪念意义、纪念意义大于教育意义……其实放眼全国各地，类似抗战纪念馆的生存状况已然开始引起关注，也将它们的存在推向了一个尴尬的位置。如何让这些纪念馆不再“沉默”，让“铭记历史、缅怀烈士、传承精神”的口号不落空，纪念馆本身与政府层面，或许还应该做更多。

　　走访纪念馆难见一访客

　　10月的西湖景区人头攒动，入秋的气温让人气不降反升。在距西湖不远处，便隐藏着一座抗战纪念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纪念馆，它也是杭州首个“国家级”抗战遗址。

　　走进纪念馆，客厅、厨房、卧室多陈列着那时的旧物，而二、三楼的展厅则摆放着少数当时的文件、证书，更多的是崭新墙上贴起的文字介绍与照片。隔壁的多媒体厅的墙上挂着纪念馆开馆及中韩政府高官、团体曾经到访时的热闹景象，与眼前二三十把椅子和电视安静“等”在屋内，形成着强烈反差。

　　纪念馆虽声名赫赫，但或许是藏于市井，记者在这座三层民居改建的博物馆内，并未见到任何游客与参观者。偌大的屋子，只能听到地板上的脚步声，而直至出口才传来办公室内工作人员的说话声。而就在和纪念馆同一“院子”的某餐厅，虽是下午三点多，户外的太阳伞下仍坐满了享受下午茶的市民。

　　记者后来到位杭州革命烈士纪念馆，在这里的“见义勇为”纪念馆内，“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图片展仍在进行，展厅两侧摆满展架，但记者却未见到参观者。因为人气原因，展厅内的多媒体设施均关闭着，甚至服务台也没见到工作人员。在馆前的小广场上，甚至成为了个别车辆的洗车场地。

　　在位于更高处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记者也遇到了同样的冷清。展厅里只回荡着教育片的解说声，仿制的刀枪、塑像安静陈列在馆中……

　　“许多同类型的纪念馆陷入冷清在全国也是一个普遍现象，甚至说也是一个长期问题。”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王应有告诉记者。

　　同样，在其他城市也有媒体走访发现，由于平日里缺乏足够的“人气”，一些抗战纪念馆也陷入了“沉睡”。

　　如天津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远离市区几十公里，由于媒体采访才“特地”开了门。纪念馆负责人说，2006年修建至今，展馆每年的接待对象主要就是学者、学生或前来悼念的家属。一些当地居民甚至不知道该纪念馆的存在。

　　多原因造“沉默”现状

　　事实如此，那么致使许多抗战纪念馆陷入“沉默”的原因又是什么？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主任范柏乃告诉记者：“国内做很多事情都会一哄而起，包括纪念馆、文化礼堂等，而各地抗战纪念馆大同小异，不同地方却看不到不同的特色，导致了‘名存实亡’。”

　　有业内人士曾指出，“沉睡”的纪念馆往往存在着“三多三少”的共性问题：文字图片多，身临其境少；教条背书多，情感讲述少；耻辱灾难多，民族抗争少。

　　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姜佳将告诉记者：“从抗战纪念馆本身来说，首先面临着文物匮乏、内容雷同、文物零散问题，所以导致了千馆一面。同时许多纪念馆前期规划设计存在一些问题，硬件设施雷同，只有比较简单的观展服务，单纯注重政治性理论性，布道式的说教比较强一些，而传播表现感染力不够，不能把红色文化更好地、更活泼的展现出来。“

　　“在营销推广上，纪念馆本身不会像景区一样营销推广，所以知晓度会低，它靠政策推动和政府支持，而市场机制运作则做的一般。最后也有专业人才比较匮乏的原因，很多故事不同的人来讲感染力完全不一样。”姜佳将说。

　　浙江省革命烈士纪念馆1991年建成正式开放至今，已累计接待参观者近750万人。“目前年均接待十五六万左右，但主要还是集中在重大的节日、学生夏令营等。”王应有说。

　　他认为，首先社会与馆方在对纪念馆的认识上存在误区。“中国人对于纪念馆的功用认识还是不足的和狭隘的，从主办方来讲在建馆时认识也有问题，过于注重高大上和仪式感，很多纪念馆意识形态说教形式比较严重，而不是以传播打动人，讲究从情感的接近性，艺术魅力怎么吸引公众。”

　　“我觉得也有纪念馆体制上的原因，很多纪念馆是事业单位，在管理方面、进人方面等有很多限制，这是传统形成的，非短时间可解决。这样大家都吃财政饭后，形成了一种新的‘大锅饭’体制，无法真正体现出奖励性绩效的作用，所以员工素质、积极性体现不出来，纪念馆特色、专业性就显现不出来，传播质量也打了折扣。”王应有说。

　　据了解，目前浙江各种纪念设施，包括抗战纪念馆在内有百余处，而其中大部分都是依赖于政府财政生存。

　　王应有表示，这些纪念馆除纪念缅怀功能外，还有社会教育、学术研究、文物收藏等功能。“目前纪念馆在纪念缅怀功能上往往做了很多，但在后面几项功能的发挥上弱了些。”

　　变革需政府馆方“双管齐下”

　　“抗战纪念馆不能坐享其成，而要主动创新！”王应有一直在思考，如何改变当下面临的现状。

　　对于改变，他告诉记者，纪念馆首先要善于讲故事，刷新公众认识。除了打好攻坚战，还要打好持久战，思考平时怎么样发挥功能，拓展影响力。

　　王应有说：“一个好的纪念馆应有几个特征，第一就是人文性，纪念馆存储的是人类知识、智慧和精神记忆，传播的是社会正能量，需要彰显人文内涵和和人文关怀，体现关心人、尊重人，激发人的创造性，首先就历史的人文性来讲，要从一些细节上真正还原和深刻挖掘，在研究、传播、展陈、讲解时有针对性。我们以前更多是注重烈士的群像，而不是个体鲜活的生命、情感，这是类似纪念馆需要增强的。”

　　“纪念馆还需增强公共性，想办法发挥公共教育功能，通过搭建活动载体、平台，让公众参与，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纪念馆的公共服务也要精细化、人性化、专业化。最后就是专业性，从内外部环境规划、展陈设计到内容安排、传播方式技巧，再到人的专业性，专业性要用出来，这块上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王应有说。

　　目前王应有正在着手为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设计自身标识、Logo等，通过品牌化、策划更多公共艺术事件、活动，让纪念馆面向社会走近社会，在抟塑社会的精神力量发挥重要作用。

　　他还建议，要整合业界力量，把浙江省纪念馆整合起来成立相应协会，在全省起到引领示范作用，形成整体的合力并带动个体提升。

　　姜佳将则认为，抗战纪念馆应更好的深入研究文物，挖掘背后的历史记忆和故事，真正做到让文物说话。而在规划设计方面，要注重参与性、体验性等项目开发，用声光电等丰富多元的手段更现代立体的展现红色文化。“在营销推广上，要更好的利用市场机制去做营销推广，并且培养专家型的专业人才。”

　　“要改变现状，现有抗战纪念馆方面敢于出新，并与少年宫、中小学育人紧密结合起来，将参观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幼儿园、中小学教育范畴。”范柏乃说。

　　在各方人士看来，若要结束抗战纪念馆面临的尴尬局面，政府也是其中重要一环。

　　范柏乃认为，政府层面应对抗战纪念馆的设立、运行进行顶层设计。“国家层面设立纪念馆是个好事情，但要出一个顶层设计，哪些地方与抗战紧密相关的，哪些地方可以建纪念馆，不能过乱过多，一方面失去应有纪念意义，另一方面也消耗了大量财政。顶层设计要清楚国家需要有多少抗战纪念馆，分布到每个省有多少等，此外在财政上要有全面的通盘考虑。”

　　他表示：“政府还要建立审批制度，不能想建就建，而要明确规格、费用、形式。并对已经建立的纪念馆加强监管，定期评估，不要‘名存实亡’，有些纪念馆建立起来极少有人去过，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该废除废除，该转为其他用转为他用，因为纪念馆如果投资几千万，运营费用也很高，如果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了，反而不利于我们纪念抗战、铭记历史。”

　　王应有指出，抗战纪念馆做一些事情，即使有想法也会面临资金、资源上的束缚，所以也需要政府的重视。

　　“政府对于纪念馆管理，该加大投入还是要加大投入，我们讲投入现在往往‘重硬轻软’，硬件花了很多钱，但更在于后面要发挥它的功能。也要推动纪念馆管理与服务上的精细化，加强纪念馆的专业化和标准化建设。同时也应更多的开放资源，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鼓励和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纪念馆的建设和发展，政府、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要形成合作治理、协同创新机制，最大程度整合资源力量，提升纪念馆的公共服务和公益服务水准。”他最后表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