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自备粮票参与的文学座谈会：茅盾赠书法表祝贺

　　壹

　　在胜利宾馆开喻意“胜利”的会

　　197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年的年底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邓小平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

　　在拨乱反正的呼声中，“文革”中被砸烂的文联和作协渐次恢复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于1978年12月5日至16日召开。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恢复后举办的首次重大活动，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全省文学界的盛会。

　　会议在广州沙面复兴路上的广东胜利宾馆召开，沙面曾在1861年后被英法强占为租界，胜利宾馆是沙面租界的首家酒店，也广州第一间英式酒店，由英国人于1885年建成，最初名为“沙面酒店”，1895年改名为“维多利亚酒店”。日占时称“兴亚会馆”，抗战胜利后改称“胜利大厦”。1957年改名“广东胜利宾馆”，由郭沫若题写馆。

　　那时广州白天鹅宾馆尚未兴建，胜利宾馆虽够不上“高大上”，但设施与服务不差；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来到胜利宾馆开会，隐然含有“胜利”的意味。

　　贰

　　会议通知写着“自备粮票拾斤，陆元伙食费”

　　在胜利宾馆并不宽敞的会议室里，与会者围坐成长方形，大家“平起平坐”。出席座谈会的，有广东省作协领导欧阳山、秦牧、陈残云、杜埃、萧殷、韦丘等；有出版界的黄秋耘、岑桑；有新闻界的杨家文、关振东；有高校的楼栖、李育中、杨越；有广州文化界华嘉、杨奎章；有海南代表吴之、朱逸辉等(当时海南属广东管辖)。

　　香港老作家吴其敏、曾敏之，澳门日报的李成俊也来了；工农作家陈国凯、杨干华、程贤章也来了。省港澳的专业和业余作者老中青三代共15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讨论时分为四组，我叨陪末座，被编在第三组，召集人为黄树森、饶芃子，同组的有张汉青、黄伟宗、谢望新、章以武等。

　　座谈会由广东省作协主席欧阳山主持，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吴南生到会讲话，他号召作家们解放思想，努力创作。

　　当时，破冰解冻尚在起步中，“左”的阴影还随处可见。例如，会前我收到的会议通知书的附注上，还写有“抓纲治国”等话语，“纲”是什么？阶级斗争。附注最后还标注着：“自备粮票拾斤，陆元伙食费。”这张通知，我一直保存着，时隔近四十年，如今算是“文物”了。

　　叁

　　茅盾赠“咏中东风云”书法表祝贺

　　早在这次“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召开之前，广东省文联已在友谊剧院开过“广东省文艺创作会议”，文艺创作会议开到第三天，吴南生从北京回穗到会，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全是当时的“文化官”，文艺家仅杜埃一人在主席台上，他当即宣布：请欧阳山、周钢鸣、陈残云、萧殷、秦牧、黄新波、关山月、李门等上主席台，且坐第一第二排。这一宣布，引来经久不息的掌声，有人激动得流下热泪(其时包括欧阳山在内的多位在“文革”期间遭批判和审查者尚未结案平反，直到1978年12月22日，省委在省委礼堂召开全省宣传战线落实政策平反大会，欧阳山、田蔚、秦牧、李门、杨嘉等才获正式平反)，诗人胡希明在会场即时赋诗赠吴南山：“旱云犹自掩尘埃，岭上寒梅尚未开。闻道北京春讯早，谢君带得雨丝来。”

　　在“广东省文艺创作会议”召开之后，省委又酝酿推动召开“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1978年10月，省委派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老作家杜埃到北京，探望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向他报告广东文艺战线揭批“四人帮”以及拟召开“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的情况，请他率有关作家到广东指导、访问。

　　茅盾听后很高兴，但因自己年高体弱，行动不便，便让张光年代表中国作协南下广东出席座谈会。茅公还托杜埃带去一幅书法作品“咏中东风云”送给吴南生，表示对座谈会的祝贺。

　　张光年(“黄河大合唱”词作者)作为中国作协的代表，受到全场瞩目。他在讲话中，谈到北京文艺界拨乱反正、揭批“四人帮”文艺思想的形势，谈到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即将开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有重大的决策，还透露“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可望得到纠正……他的讲话，有如冬日里的春讯，让与会者心里涌起一股暖意。

　　肆

　　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诞生前后

　　这次文学创作座谈会的主题是“破冰解冻、除毒复苏，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把创作搞上去。”会议讨论得最多的是创作上如何突破“四人帮”所设的禁区。在会上，欧阳山重申他的观点，认为英雄人物要写，中间人物、其他各种人物、发展中的人物、有缺点的被批判的人物，都可以写。

　　受到破冰解冻思潮的鼓舞，一些中青年作家跃跃欲试，创作激情勃发，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陈国凯，那时他还在广州氮肥厂当工人，开会前他应《南方日报》文艺部编辑李孟昱之约，写出短篇小说《我应该怎么办》。会议期间，他拿着排出来拟见报的小样给我看，说报纸拟用整个版的篇幅刊登，但受篇幅限制，小说约有千把字未能排上，要删短。他让我提提意见，看怎么删为好。

　　我看了小说后，很受感动，感觉这是一篇结构完整的好小说，不好删，删掉哪部分都有点可惜，就建议他不要删，保持原貌改发在文学刊物上。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将小说刊发在广东作协主办的《广东文艺》上，随即引起轰动。当然，作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为此我还写了一篇短文为它辩护。1979年，《我应该怎么办》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陈国凯的成名作。

　　伍

　　周扬应邀南下广东谈“新时期文艺”

　　老作家和报人曾敏之长期在香港工作，后回暨南大学任教，“文革”中被批斗，落实政策后旋被派往香港《文汇报》任副总编辑。接到会议通知后，即赶回广州参加。他在发言中表示支持广东的文学创作，欢迎大家多为香港《文汇报》写稿。

　　12月11日晚，曾敏之约了一班作家老友在东方宾馆小叙，宾主相谈甚欢。席间，欧阳山对大家说：“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今天是我的生日。”顿时，大家不约而同一齐举杯，庆贺欧阳山生日快乐，也庆贺他重新执笔创作。是日，欧阳山刚满70周岁，文友的聚会不意成了小型祝寿会。

　　作为这次文学座谈会的延续，是周扬应广东省委的邀请，到广东作报告和访问。

　　12月中旬，周扬在广州友谊剧院作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提出了“新时期文艺”这个概念，谈了六个问题：一、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二、歌颂和暴露问题；三、社会主义文学和它的同盟军；四、艺术的形式和风格问题；五、学术上的自由讨论问题；六、文学艺术的领导问题。

　　“文革”后复出的周扬在广州发出的声音广受关注，讲话随后在《人民日报》(1979年2月23日和24日)上刊发，产生了全国性影响。

　　陆

　　《作品》发行量最高达60多万份

　　这次座谈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效果，广东文坛新气象迭出，老作家们除了自身积极投入创作，还热心扶植中青作家。经欧阳山和于逢等的筹划，广东作协于1979年正式组建了文学院，参加座谈会的陈国凯、杨干华、戴胜德、黄天源等业余作者都进入文学院，成了专业作家。陈国凯进了文学院，创作力爆发，接连写出《代价》等有全国影响性的作品。当时，广东还有另外几位青年作家接连获得全国性大奖。

　　进入80年代，广东文学从复苏走向振兴，广东作协主办的文学刊物《作品》发行量最高达60多万份，迎来了文学的春天！

　　江励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