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忆在日当劳工：长期受饥饿、摧残、折磨

　　1938年日军侵占山东省枣庄市，峄县人民纷纷建立起抗日武装。同年5月，本文作者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在青纱帐的掩护下，活跃在津浦铁路临城至韩庄沿线，扒铁路、炸火车，与日军周旋。

　　1939年至1941年，日军调集兵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围剿”，抗日队伍缺少布匹。于是本文作者前往外地为部队购买布匹，不幸被日伪俘虏……

　　1943年，我被捕了。

　　被押到河北省故城县后，日军搜走了我带的党章、日记本、抗日歌曲，记得有《大刀进行曲》《枪口对外》等。得到这样，敌人审了我一夜，我装不识字，说这些东西是在路上捡来的。

　　第二天早上，日军用绳子把我们拴成一串，送到山东德州拘留所。里面已关了很多人，过了两宿，又把我们两人一串分别拴好，晚上8点钟去火车站上了火车。一个同伴李景云和另一个青年拴在一起，他俩趁押送的日军不注意的时候挣断了绳子逃跑，李景云没有跑掉，被几个日本大兵用枪托打得浑身是伤，奄奄一息，也和我们一起装在闷罐车里。

　　受困牢房

　　车开动了，早晨7点钟到了天津塘沽码头。下车后，住在冰冻公司，日本兵把我们的衣服扒光，每人发给一套劳工服，一床毯子，晚上把衣服收去，裹着毯子睡觉，以防跑掉。

　　日军每人每天发给两个棒子面饼子，半碗茄子盐水，一天到晚不给水喝。有一次我实在渴急了，就和一个青年伙伴偷跑到伙房喝凉水，结果被看守看见了，日本看守把我们打出伙房，然后罚我俩互相骑在身上爬来爬去。

　　从此以后，日军夜晚把房门锁上，时间长了，拉肚子的人越来越多，屋子里放一口大缸，拉尿都在缸里，满屋臭味熏得人不能喘气。一位40多岁的老兄，夜间趁查房尚未锁门的机会偷跑，被日军抓住，光腚赤脚被打死。

　　一天早上点名，有位30多岁的老乡，冷不防跳水逃走。被日本兵开枪打死在水里。当时因为闹肚子得不到治疗死去了很多人。

　　就这样我们在塘沽熬过了一个多月。1943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早晨，全体被抓来的中国人集合点名，每人发了一个符号，有的写“贝岛14采煤夫”，有的写“三菱公司装卸夫”等等，排号共有300多人。这时才明白，我们这些人被抓来是送日本当劳工的，大家心里暗暗叫苦。吃过早饭，日军押着我们排队到码头上船，下午2点开船，航行7天，九月初五夜晚到达日本。

　　进入日本

　　天明5点钟，日军用小船把我们分批运到北海道下关码头医务部门，进行体检和消毒。照编号逐个检查身体后，进入消毒间，先在蓝药水池里洗，再到黄药水池里洗，第三次在红药水池里洗，最后用清水冲净。

　　洗完后由两名青年女护士用黑色药膏涂抹大腿根处，再用一种药水喷洒全身消毒后，把我们带回原处，按号发衣服、鞋、帽，逐个重新登记发证，登记表上有：姓名、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家庭籍贯，贴上照片，盖上了钢印，钢印当中有一个“契”字。

　　当时我想这可能是“卖身契”了，可是我们这些中国人谁卖给日本了，我们谁也没得到半文卖身钱呀。

　　9点钟日军又用船把我们送上码头，我仔细观察这个码头，约有一公里长，200米宽，全部用铁铸成。我们按号面对面在排椅上坐下，单号双号各在一边，两个女侍用大盘子端着大米饭团和汽水，来回轮转供应早餐，光许吃不准拿走。

　　吃完饭后，日军押送我们步行到车站候车室等车，12点开车，下午7点钟到达中间站，换乘间町铁路线客车，运行15里，到达了香月町。这时天色已晚，下车步行了5里多山路，晚8点到达福冈县远贺郡香月町大石煤矿宿舍住地兴亚寮，时间是1943年农历九月初六。

　　饱受虐待

　　中国劳工由于长期受饥饿、摧残、折磨，身体虚弱，丧失了劳动能力，不能下矿釆煤。矿长左一没有办法，只得让我们每天吃大米粥，养了3个月。到1944年1月1日，过磅称体重，分派干活：体重75公斤以上者，用电钻打眼放炮；65公斤以上者去釆煤；体重55公斤以上者当“操夫”扛料。由于我体弱不能下井干活，矿长见我有点文化，就让我为劳工们领取生活、劳保用品兼干零活。

　　2月，劳工们开始下井挖煤，每人必须按规定要求，完成产量指标，谁完不成任务就要受严厉的惩罚，并且不给饭吃。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日本国内青壮年都应征入伍了，国内的军工业、钢铁、煤炭、电力等行业缺少劳动力，日军就把我们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抓来替他们出苦力，当奴隶。

　　到1945年初，战争扩大了，日本人自顾不暇，我们这些劳工每人口粮减少30%。后来供给越来越少，面粉里面开始掺进了豆饼和橡子面。

　　吃不饱还得照样干活、受体罚，劳工们拉肚子生病的一天天多起来，很多人得不到治疗而死于异国他乡。同来的刘继云、李景云病累而死，我们几个老乡痛哭一场。火化后，我把他们的骨灰盒保存起来，想将来要是能活着回国，一定把他们的骨灰带回祖国，交给他们的亲人。

　　等待回国

　　1945年7月1日，美国空军对日本东土进行空袭轰炸，经常听到炸弹的轰炸声，后来美国向广岛投了原子弹。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我们大石煤矿全体中国劳工，听到这一喜讯，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在劳工孟进的提议下，我们中国劳工组织起来，开了个全体会议，孟进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不能让大石煤矿老鬼子矿长左一再压榨我们了，我们远离祖国，必须组织起来，自己解救自己。”经过大家商量，决定成立“大石煤矿中国劳工造反大队”，并推选孟进为大队长。

　　大队宣布成立后，我们把矿长左一叫来，大队长孟进对他训话说：“你们日本帝国侵略中国，残害我们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今天你们战败投降了，要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赔偿损失。你要老老实实听我们大队的指挥，现在我们大队做出4项决定，要你和你们的上司办好!”左一老老实实答复了我们的4项要求，立即缝制厂袖章，铅印了《同仁录》，如数送来了皮鞋、毛毯等物。每天按时送米200斤，罐头400盒，食油1桶，鱼、肉各200斤，另有梨、枇杷各种时令水果。

　　我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每个人戴上印有“中国青年派遣队”字样的袖章，兴高采烈。扬眉吐气，不再下井出苦力了，等待回国。

　　回到祖国

　　当时我们日夜思念祖国，想念家乡和亲人，大队多次催促日方，终于在1945年9月底接到了回国通知，我们高兴得一夜无眠。

　　在日本的中国劳工分两批回国。可是10月，第一批回国的劳工，乘“老松号”大船起航，还没驶出港口，便碰响了水雷，大船被炸沉，200多个中国劳工全部遇难。其中我们峄县北常的老乡褚某某、阎某某等11人，也遇难死去，我们十分难过和愤恨。

　　我们第二批劳工向日方提出抗议，责成他们查出这次事件的原因和责任，并限期拆除水雷。这样又等了半年，我们幸存下来的劳工于1946年2月，乘船离开了日本回到了祖国，在大沽口码头下船，转乘火车到了天津市北洋大学住下。

　　谁成想接待我们的是国民党军队，凡是年轻的一律留下当兵，年纪大的发给路费回家。我当时被扣留下当兵，关进了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训练了两个月。我后来被编到94军161师363团，7月份开到了唐山一带。

　　我由于思家心切，想念亲人和运河支队的领导及战友，不愿意跟国民党当兵。于7月10日趁人不备，背着刘继云和李景云的骨灰盒开了小差。从唐山爬上火车，到沧州我就下车步行，走了20多天，终于在8月初1日回到了我阔别3年多的家乡。

　　（文章选自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的《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文章刊用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