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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凌力逝世一周年祭 她的“大悲欣”我们懂得了多少

2019年07月30日 13:10 来源:北京青年报 参与互动 

  著名作家凌力逝世一周年祭

  她的“大悲欣”我们懂得了多少

  去年7月18日,著名历史小说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凌力因病在京逝世,享年76岁,中国当代文坛痛失英才。凌力生前笔耕不辍,作品屡获大奖,是公认的一支具有巾帼风范的力笔。身患重病后,她依然时刻惦记着写作。刚刚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凌力文集》,实际上早在凌力病中即已编选完成,之所以叫文集而不是全集,是凌力的意思,“她想病好后继续写呢。”文集责编、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隋丽君感叹。

  今年7月18日,北京作协和北京出版集团共同主办凌力追思会,京城部分文学评论家和作家汇集在一起,在凌力逝世一周年之际,讲述他们所熟悉的凌力,以及她写作与生活的件件往事。

  她在雅正的写作之路上创造了奇迹

  在八旬评论家谢冕心中,阅读凌力,就是阅读她这个人,她的人生和历史结缘,也因此会被写进历史。

  谢冕眼中,凌力不仅是历史学家,更是卓越的文学家。她写顺治皇帝和董鄂妃的爱情,在顺治皇帝写赠师父的一首诗中发现了秘密,顺治的诗是:“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凌力从这首诗读出了顺治帝内心的隐痛,凌力说:“我透过这首诗看到他无边的寂寞和悲哀。”谢冕由此举例称,她在这里完成了从历史学家到文学家的过渡。

  凌力曾对老评论家、原《文艺报》主编谢永旺说过:他是她所认识的人中,唯一一个读过她全部作品的人。谢永旺说自己确实读过她的全部作品,认识凌力是自己几十年编辑和文学工作中一件幸运的事。

  谢永旺认为在现代历史小说中,出版于60年代的姚雪垠的《李自成》应该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老实说第一部写得真好,但以后一部不如一部。”而凌力的小说在他看来始终保持水准,没有一部是重复前人的,也没有一部是重复自己的,“她每部作品都给我们奉献出几个与以前决然不同的、具有个性风采的人物,她称得上一个创新型的作家。”

  凌力的语言也很讲究,大场面金戈铁马、大气磅礴,细微处又优美动人,令人入迷。谢永旺记得有一次和作家张洁聊天,张洁也称赞凌力的语言好。“张洁是非常有才华的人,讲到同辈作家她不是那么慷慨,但是对凌力她很佩服。”

  凌力的语言好是共识。谢永旺称赞凌力的语言有古典美,有清代语言的特点,这和她注意在生活中感受提炼分不开。他回忆:“有一次开会我们一起上峨眉山,第二天很早,就听到大殿里传来僧人做早课的声音,我听了一会儿就起来到大殿外面去看,那里已经有很多人围观。吃饭时我问凌力注意到了吗?她说第一声钟响她就起来了,就坐在大殿里,和僧人一起做早课。她说感觉到庄严、肃穆,整个心沉下来、静下来。”对此谢永旺的印象很深,他自己是游客一样的参观,而凌力不放弃这样的机会,“后来她把这一段感受写在了《暮鼓晨钟》里,康熙到碧云寺参加早课,有108响钟声、乐声和僧人的诵经声,写得很漂亮。”

  文学评论家曾镇南说,在新时期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的发展中,公认的应该有三大家,姚雪垠、凌力和唐浩明。凌力的作品他看过两部,一部是《星星草》,是在大学里念书时看的,他觉得虽然有一些技术结构、历史认识上的限制,但是有一种初登文坛的作家的才气。“一个女作者写捻军流动作战的历史,写得生机勃勃,真刀真枪,蛮像那么回事,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

  学者、资深媒体人解玺璋总结凌力对历史小说写作的三点贡献:一是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感的追求,这个“感”是作者与读者建立的一种契约;其次她提出了历史的可能性,用这个确定了历史小说文学性的边界;再者,她对历史小说审美价值的追求,划清了和通俗历史写作的界线。“她是有夸张、有虚构、有想象,但她是有度的,气质上还是知识分子的特征。”

  而学者孙郁的话也具有总结的意味:凌力的历史小说走了雅正的写作路子,在雅正的这条路上她和姚雪垠等前辈一样创造了奇迹。

  专业是搞导弹的

  与历史、文学岂止是万里之遥

  有一次,老评论家张炯和凌力共同参加一个历史小说研讨会,在张炯印象中,凌力是一位外表秀美、大方、娴雅的女同志。旅途中他们交谈起来,张炯才知道原来凌力是学习军事通信工程,搞导弹的。

  谢冕说,她学的专业,简单说是关于导弹的,专业的名称是无线电控制工程系飞航式导弹专业,这与历史、文学岂止是万里之遥。导弹行进和展开的模式给她的长篇小说以启发,这是多么神奇。

  有一次凌力讲到四川担担面,让谢冕很吃惊,感叹她惊人的记忆力。她记住了担子上的那些佐料,而且都记录下来,数下来有20多种。谢冕感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作家的成长不是简单的,她对生活观察到这么细,这一点我也特别敬佩她。”

  原北京作协秘书长李青与凌力交往不少,她直言凌力热爱生活,爱好广泛,性格非常开朗。她们两个人都是慢性子,每次作协开会,吃饭吃到最后的总是她俩。“凌力做一手好菜,喜欢旅游,还喜欢看球,几乎所有球赛不落。有时候也诉诉苦,说在中国男作家挺风光的,女作家就不行了,不仅要写好自己的东西,家里所有的家务还一样也不能落。”李青感慨,这么多年跟凌力就像亲人一样,她的去世让她感觉失去了一个至亲至爱的人。

  作家陈建功、隋丽君夫妇80年代就和凌力成为好友,但在凌力晚年,陈建功仍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隋丽君时不时到她那儿去商量书怎么改,我都是当车夫。去的时候我问隋丽君能不能上去看她。隋丽君说问问,问了后凌力说别上来了,我们都留着年轻时意气风发的形象吧。”所以陈建功只好听隋丽君回来报告凌力情况:今天吞咽困难了,说不出话来了,今天只能眨眼了。在咫尺天涯中思念,直到凌力去世后才能去和她告别。

  “做一个东西我要费多大力气啊

  他们就这么抄”

  谢永旺眼中的凌力为人诚恳、谦逊而温和,令人很容易亲近。“她的清史知识当然非常丰富,但她从来不以这种丰富的知识来教人。我有时候说错了话,违背了清史的某些知识,读错了字音,她都是直接地、随意地、不动声色地纠正我。”

  而她的谦逊还表现在能反思和听取意见上。谢永旺回忆:“1987年初我们一起在南宁参加一个历史小说研讨会。会议期间我和天津的滕云闲谈,都说读《少年天子》觉得情绪有点满,凌力当时没说什么。两三年后她写完《倾城倾国》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这个稿子已经交稿了,在南宁你和滕云都说我的《少年天子》写作情绪漫溢,所以这次我写得力求冷静、锐利,是不是达到我就不知道了。”信里面还说,作家李准说有一种创作观点叫做“我不让你哭,也不让你笑,我就是让你想一想”。她觉得这是有些道理的。谢永旺当时很感动,“两三年了,我们随意的一段话,她记住并且反思,在新的作品中注意到,这使我觉得她的为人非常好,是可亲近的。”

  评论家牛玉秋所谈让我们见识到一位女作家的工作性情。2006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出访美国。这个团很有意思,大家说他们丢衣服、丢钱还“丢人”,“丢人”指的就是凌力。

  一行人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之后坐飞机到纽约。上了飞机后不一会儿,作协办公厅主任满头大汗地跑过来问:“看见凌力没有,凌力在哪儿坐着呢?”“没有,没看见她。”这一下把团长和领队都急坏了。大家落地马上和机场联系,确认凌力被落在了机场,只好安排她乘下一班机过来。

  原来凌力有随时随地做记录的习惯。登机口人多,她嫌乱,就换了个地方去记东西。记着记着,没听到广播,就把登机这个事忘掉了。

  从平常聊天中,李青知道凌力对写一部小说所下的功夫,不仅仅是看清史,还要把所有能找到的档案资料全看了。李青回忆:“有一次我在机场看到一本通俗清史小说,大段抄她的东西,回来我跟她说别人抄你的东西,把你虚构的人物当成真事戳到自己的作品里。凌力听了说做一个东西我要费多大的力气啊,他们就这么抄。那时候维权也不好做,后来凌力说只能由它去吧。”

  她非常安静

  有时甚至让人感到过度谦和

  北京作协主席、作家刘恒说起自己与凌力的缘分,在座的谁都不如他深。首先两人都属马,凌力大一轮。更主要的是他们共同完成过一部作品,那就是电视剧《少年天子》。

  刘恒说他拿到《凌力文集》时感觉特别沉,打开之后觉得真漂亮,立刻产生了一个想法,这是一个纪念碑。“当我想到‘纪念碑’这个词时又想到一个词,就是‘墓志铭’。这个词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好,但我觉得文集里面的文字是凌力文学生命的墓志铭,也是她肉体生命的墓志铭。”

  刘恒回忆,自己虽然和凌力在一个单位共事,之前却并不特别了解她。但是刘恒发现凌力说话会脸红,这让他觉得非常意外。“我们作家协会的几位大姐,张洁、陈祖芬、凌力都非常漂亮,但是风格差别非常大。张洁犀利,祖芬大姐灿烂,凌力非常安静,有时甚至让人感到过度谦和,所以她始终有某种神秘感。”

  一个偶然机会,一位香港出版商买到《少年天子》的版权后找刘恒改编。通过这个改编,刘恒和凌力有了灵魂深处的交流。

  刘恒感到,在凌力柔弱温和的外表下,藏着一个大悲伤。“我最初不明白是什么,看了《少年天子》我发现,小说里有一个主题是死亡。这个悲伤跟她对生活、对生命、对死亡的看法有直接关系。她写到乌云珠死的时候说,一口气不来,去何处安身立命?”刘恒觉得这不是内向型性格导致的外在谦卑,这是一种深深的伤感,“这种伤感孕育了她的文学,孕育了她人性的光芒,也孕育了她文学的巨大价值,以及她对生命、对人生的认识。”

  刘恒记得《少年天子》剧本没写完就开拍了。一个月后,他赶到现场看,觉得片子不行,便跟主演潘虹谈。潘虹说:“斯琴高娃演的孝庄太厉害了,我没法超越。”

  根据自己对凌力小说的理解,刘恒对潘虹说:“斯琴高娃是皮革,皮革是用来抵御风寒和猎杀的,而你要像丝绸一样柔软,你不要追求皮革,你表现柔软就行了,你用柔软把皮革的硬包在里面。”后来戏拍得非常好,潘虹对凌力充满了感激。刘恒说:“我感到很荣幸,我知道我背后站着一个像丝绸一样柔软、像皮革一样坚硬的伟大的女人——凌力先生。”

  浙江女作家袁敏因故不能到场,她写来一篇深情的《祭凌力》,由陈建功在会上代读。她在文章中回忆,自己和凌力交往时间不算太长,但凌力是那个会永远住在她灵魂深处的人。

  她们相识于80年代,在京郊门头沟一个叫向阳口的小村庄,那里青山碧水,春天开满粉白色的栗子花,一口珍珠湖清澈见底,是一个至今想起来仍然会心驰神往的地方!

  袁敏读了凌力的《星星草》立刻崇拜得不行,女作家韩蔼丽带她去见凌力。袁敏没想到凌力像一个和蔼亲切的邻家大姐,一点也没有那种写出大部头历史小说的学者应有的威势和气场。

  那一次她们玩得很开心。凌力用珍珠湖里的河蚌和自家小院里种的韭菜,加上红辣椒,炒了满满一大盆,用湖里下网捞的河虾做虾饼,吃得袁敏大快朵颐。

  后来,凌力自己买了一条铁皮船,她把船漆成天蓝色。一条船可以坐四五个人,她们常常坐船出行,然后在河水深处下虾笼子,第二天早晨去收网。活蹦乱跳的河虾在清晨的曦光里通体透明。

  之后,向阳口成了袁敏在京求学期间最爱去的地方,把那儿当成了在北京的家。

  现在回想起来,袁敏觉得和凌力、韩蔼丽在门头沟向阳口村的那段快乐时光恍若隔世。去年凌力走后连着几个晚上,她都梦见向阳口,梦见珍珠湖上那条天蓝色的船,梦见凌力坐在船头对她说:妹子,生活比写作更重要,不要忽略自觉的快乐!

  儿子的回忆

  “我只有一个妈妈,妈妈也只有一个我”

  凌力之子曾旭辉当天也到现场,他的回忆让人感到其失母的切肤之痛,也从中更加了解了凌力的善良与坚强。

  曾旭辉说,自有记忆,妈妈对于他就是“神”一般的存在,除了天生血缘带来的亲情,她永远是那么美丽、温婉、文秀、和蔼,他曾多少次在被窝里暗自庆幸她不是“别人的妈妈”。

  稍懂事后,曾旭辉才隐隐约约体会到妈妈的不易:“她离婚后一个人带着我住在姥姥姥爷家,她始终恬静淡泊,独立坚强,志向高远。唯独对我,她感到很愧疚,总是想办法弥补我。姥爷姥姥经常打趣说:莉莉心头两件宝,一是儿子二是书。”

  凌力很早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有两件事令曾旭辉印象最深,一是她总在看书、写作,甚至1976年住在地震棚里也点着蜡烛写;二是她天天去故宫“玩儿”,持续了好几年,笑称自己是紫禁城的土地奶奶,其实她是去皇史宬翻阅资料,午饭只是几片面包一瓶水。

  凌力第一部作品《幼年》出版时,曾旭辉在上小学,他得意而又自豪地将书送给同学,心里对妈妈的崇拜又加深了一层:我有一位既能造导弹,又能写书的妈妈。

  《少年天子》获得茅盾文学奖时,曾旭辉祝贺妈妈说:您太棒啦!做儿子的现在压力真大!凌力却很平静地说:能得奖是幸运,比起文学前辈们咱还差得远,你妈妈没有望子成龙,只希望你能自强自立,有追求,活得真实就够了。

  前一段时间,曾旭辉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凌力手绘的元末和清初时间图谱,摘录了蒙古皇族、清皇族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他们身边发生的历史事件,用打印纸一张一张粘连起来,平铺开来有几十米长。“每一页、每一笔娟娟隽永的字迹,想来是她不同时期做出来的。”想到妈妈创作如此耗心费神,曾旭辉不禁再次潸然泪下。

  完成《北方佳人》的创作后,凌力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但她心中有个未了的愿望:写曾为西路军的父母亲的故事,并为此做了大量准备。然而事与愿违,2008年,凌力被诊断为肺癌。“我带着妈妈不断辗转于各大医院做检查,也幸亏有亲朋们的帮助,最后竟奇迹般地解除了警报,确诊为肺结核。”曾旭辉回忆道。

  然而结核病的治疗也对身体伤害极大,一年多的大量服药让凌力的身体更不如前,尤其是腿脚行走慢慢变得困难,但她还是坚持着治疗。“其实妈妈对生死看得很淡,心中之大念只是能够恢复健康,继续写作。”

  但命运的安排却是如此残酷,谁都没有想到,渐冻症会找上凌力。

  2014年9月确诊那天,医生拿着检查报告对曾旭辉无奈地、轻轻地点了点头,这是他和医生的约定:不当着凌力的面说破病情。凌力问医生:我以后是不是会呼吸衰竭而死啊?一向严肃的医生竟笑着说:还早呢,还早呢。那晚,曾旭辉一夜无眠,他说自己终于体会到了母子之间那种无可替代的情感,“事业、爱情都可以再来,而我只有一个妈妈,妈妈也只有一个我。”

  渐冻症是医学界公认的五大绝症之首,从不能行走、无法讲话、丧失咀嚼吞咽功能,到最后连一根指头都动不了。渐冻症也是最为残酷的病,因为生命凋零的每一个进程,病人全都能很清楚地感受到。

  凌力2014年行走困难,2015年无法走路,2016年丧失语言和进食能力,2017年只剩一两根指头可以活动,到2018年只能转动眼睛,其间还伴随着各种神经疼痛,难以入眠。“妈妈所经历的苦难是旁人无法体会到的,但她一直用乐观的态度和顽强的意志进行着抗争:坚决不卧床,努力锻炼说话和写字能力,延缓发病的进程。她咬着牙用注射器完成一日三餐,用眼球输入法在电脑上打字交流,尽可能保持身体清洁,像正常人一样。”

  凌力拒绝了所有朋友、同事、同学的探望,“也许是害怕无法交流,也许是不愿别人看见病中的样子,但更多的,还是希望留给大家的都是美好回忆吧!为此她还特意叮嘱过我:等妈妈走后,你一定要替妈妈向大家道个歉。”说到此处,曾旭辉难言地哽咽起来。

  去年5月15日后,曾旭辉的继父和凌力先后住进301医院,凌力的病因是肺部感染。医院成为曾旭辉的第二个家。每天不到一小时的探视,是他与妈妈共度的有限时光。7月17日整夜他是在医院长椅上熬过的,18日早晨医生说凌力身体状况还稳定,谁知仅过两个小时就传来了噩耗。

  曾旭辉说,照顾妈妈四年多的时间,很漫长也很短暂,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经历。在妈妈最需要的时候,陪在了她身边,晨醒昏定,耳提面命,无论多么艰辛,都是一种幸福。

  今年4月,曾旭辉将父母合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墙上。在仪式中,他默默对妈妈说,儿子虽然资质平庸,但您的遗愿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完成,请您在冥冥之中指引我。您是儿子心中最初的和永远的爱,也是最初的和永远的神。

  文 /本报记者 王勉 供图/曾旭辉

【编辑: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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