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上海举行的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新书首发式上，沪上批评家张闳提出与当年顾彬“当代文学垃圾论”同样尖锐的观点，他认为现已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有1000多部，“文学史的写作正在‘垃圾化’”。

　　记者了解到，现存于世的中国文学史多达6000多部，其中有1000多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如今顾彬又为这个庞大的数字“添加了1”。对此，张闳指出:当下很多“文学史”既没有文学也没有史，只是为了职称和课题而写，甚至成为学术权力的镜像投射，比如研究鲁迅给多少字，研究茅盾又给多少字，这些限定都非常可笑。对顾彬的这部文学史，作家孙甘露直言: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更像是中国人写的，体例、标题都很像。

　　与沪上评论家的尖锐姿态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年那个“炮轰”中国当代文学的顾彬，这一次再也没有抛出什么“猛料”，而是从头至尾保持着温文尔雅。一如眼前这部“文学史”，平静异常。记者翻完全书，没看到一句猛烈“酷评”。顾彬的“火气”似乎在出乎意料的平静中突然消失。这个因“垃圾论”被贴上娱乐化标签的德国汉学家开玩笑说，在中国文化里浸淫多年，他已经慢慢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中国现在许多作家都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如果说他们的坏话，他们当然要不高兴，但是如果违心说他们的好话，我也不乐意！”

　　其实，熟悉当下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曾经仅仅在圈内享有盛誉的德国汉学家，正是因为被媒体放大了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说而为公众所知，如果在网上搜查顾彬的词条不难看到:“2006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的批评曾引起广泛争议，2007年，他又一次炮轰当代文学再惹激辩”，由此引发中国学界的激烈反应成为当代文学评论的一个重要事件。

　　批评归批评，顾彬对中国文学的执着和爱，却不能不让人动容。在新书序言中，顾彬动情地说:“四十年来，我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这个严谨的德国人自1967年首次接触李白诗歌以来便迷上了中国文学，而“中国诗歌一直为我所爱”。所以无论在公开言论还是学术专著中，都对中国诗歌褒扬有加，“我钟爱它(中国诗歌)不仅是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之中，而且也远远超越了中国文化的界限。在第一位德国诗人出现之前，中国的诗人们已经进行了两千多年的诗歌创作，只在若干世纪之后，一位德国诗人才终于能够与一位中国诗人相提并论。”不过，直到1974年11月，顾彬第一次来到中国后，才对中国文学有所了解，“之前，我连鲁迅是谁都不知道。”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创作始于2000年，五年后编著完成。谈到该书编著前后，顾彬回忆说:“1988年翻译完成《鲁迅全集》6卷本后，想到自己才四十几岁，应该还能再做一番更大的事业，所以我开始着手中国文学史研究。”他认为中国以前发表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和文章都不是很专业，“都是在对历史进行介绍，譬如这人在何时写了什么文章等，没有对其人生或是作品有进一步的分析。”但顾彬的雄心在许多人看来简直就是浪费时间，“有一些中国学者建议我多研究一些哲学或神学。但是我觉得除了我之外，在德国甚至欧洲都不会有人会去写中国文学史，不是他们不懂，是我觉得他们都懒得动笔。也有人准备与我合作，可是过了几年后，书没出来，这些人也都没联系了。”

　　或许是“爱之深，责之切”，顾彬依然不失往常的固执。至今，他仍然坚持中国当代文学除了诗歌之外都不是太理想，“印象中好的作品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张爱玲在香港发表的长篇小说。中国当代散文、小说、话剧都比较困难，余秋雨知道怎么写好散文，但还不够好，最好的散文是北岛写的。小说呢？我觉得还是王蒙在1980年代写得不错，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我还没有去思考。那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他的作品都是我翻译介绍给欧洲的，但把他和其他伟大作家相提并论就太可笑了，他差太多。所以，自从他获奖之后我们就决裂了。”

　　谈到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顾彬还是坚持“语言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我一直说的，中国作家的外语不太好，无法读原著，就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身的表达。”他直言，在1949年以前，很多中国作家的外语都非常好，这使得他们写出了不少优秀作品，比如鲁迅和郭沫若的日文就很好，林语堂的英语也很棒。在该书的现代文学章节里，顾彬给了鲁迅、郭沫若和郁达夫以很大的篇幅，与他的这一论点不无关系。尽管顾彬的这部文学史，因其“温和”令与会者有点“失望”，评论家们还是对其做出了积极评价。陈思和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严谨的写作态度表示赞赏:“书中有相当多的注释和引文，通过这些注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对中国文学的了解程度。让我相当惊讶的是，中国20世纪文学在欧洲的译介和研究非常深入，甚至超过了我们对欧洲文学的了解程度。”他还指出:这部文学史没有过多地纠缠于文学以外的社会、政治、文化，而是更加突出文学、文字和作家，这对当下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有益的提示。张闳则表示，这部文学史值得推荐给大学生作为教材。与会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史学者写当代文学史，具有难以摆脱的时代局限。顾彬毕竟属于西方文学语境下的学者，他对中国文学的观照，或会带来一种异质文明的不同视角。尽管有如此肯定的评价，顾彬的这部文学史会不会淹没于众多的“文学史垃圾”中呢？很显然，这需要时间来做检验。记者傅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