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人类学大师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日前来到复旦大学,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开坛,并作题为“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人性与文化”的演讲，阐述他对西方社会科学思想现状的观察，在他看来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让我们变得“一无所知”。

　　“我们困在自己的无知中”

　　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流行的两大思潮，但作为人类学家的萨林斯指出，从20世纪晚期起，“我们就被困在后现代主义自己造就的无知以及新自由主义自称的万能之中。”曾经流行一时，在文学艺术等各领域均产生重要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在萨林斯看来它只是热衷于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解构，它有“精巧而自由的不确定性”，“这种观念使得我们对于不确定性已经麻木不仁了。”而在政治学、经济学领域一度起主导作用的新自由主义，则把理性选择和最大化利己的经济主义前提当作普遍的人性特征，并用这去解释一切。所以在萨林斯教授看来，这两大至今还深刻影响西方思想界的思潮，“使得我们要么由于后现代的不确定性而变得一无所知，要么由于新自由主义而变得无所不知，其实也还是无知。”

　　后现代主义攻击所谓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元叙事”，它对个体主义的维持以及对任何集体秩序的敌意，使得它与倡导放任自由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处在同一理论位置。而且在许多社会科学领域，后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个体主义间存在着合谋。但萨林斯指出，尽管二者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却处在不同的轨道上。新自由主义凭借着资本主义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凭借所有东西的市场化，逐渐成为21世纪主导的社会科学范式。后现代主义号召终结具有所有自欺慰安特点的元叙事所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末路厄运。相反，新自由主义在法学和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至今占据着理论垄断地位。“但它们都错了。”萨林斯再次强调说。

　　“这危及我们的存在”

　　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都错了，萨林斯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据是人性与文化。萨林斯通过其几十年人类学研究的经验，就后现代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各自所面对的困境做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就文化、人性和社会秩序而言，“我们应当对当下建构的人性在原初就是文化性的建构和表达这一普遍观点有一个充分的尊重。我们过的是象征性地组织过的生活，与自然的区别就是我们能如此生活的能力和需要。”

　　因此，在萨林斯看来：“我谨慎的结论是，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个对于人性的错误观念之上的。……像新自由主义那样，将人贪得无厌的自私自利提升到普世美德的地位，这种做法确实危及我们的存在，这倒可能是真的。”

　　该演讲的点评人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发言表示，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都错了，“而且错的原因是一样的，把人当作是孤立的人。萨林斯教授提出了一个论据，即人性论，他认为并不存在一种孤独的个体的人，真正能描写人的生活的就是欧洲古代的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人是生活在和社会的关系当中的。”在他看来，萨林斯教授是道出了一个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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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大师之一，现在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萨林斯在上世纪60年代曾为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上世纪70年代初，他开始致力于文化理论的重建工作，结合文化人类学与结构人类学，确立了一种人类学的新风范。萨林斯的著作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包括《甜蜜的悲哀》以及《历史与文化论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