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提出:让部队去找金子1978年，中国黄金工业迎来了新的机遇。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增加外汇和黄金储备，总设计师邓小平审时度势，决定增加黄金的产量。他把重担再一次压在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身上。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黄金年产量仅为4.5吨，这个数字比1901年黄金产量4.51吨还小。此后长达20多年，黄金生产始终在低水平徘徊，平均年产量不足10吨，幅员辽阔的资源大国竟然是产金小国。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我国仅靠出口物资创汇充实国库的尴尬局面，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

　　面对找金队伍的短缺和种种条件的制约，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王震脑中出现:“让部队去找金子！”这不是他一时冲动说出来的。这个想法周总理找他抓黄金时就有，只是那时正搞“文化大革命”，条件不成熟，现在他感到条件已经成熟了。他相信中国地质学家的意见:中国不贫金；中国缺少的是专业化找金队伍。

　　1979年1月，经王震、谷牧副总理同意。冶金工业部上报《关于整编基建工程兵地质支队的报告》。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在非常时期作出非常决策。3月7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给国家建委、冶金部、基建工程兵下达批示。为了加强黄金地质普查、勘探工作，迅速发展黄金生产，同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黄金指挥部。扩编、整编一批部队专门勘探、生产黄金。由此，一支特殊部队——中国黄金部队诞生了。

　　世界上最大的狗头金

　　狗头金是一种产自脉矿或砂矿的自然块金。这种自然块金因形状酷似狗的头形，故名狗头金。它可遇而不可求，一旦发现都会被当成宝贝存下来。

　　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台柜里的一块形如“中国版图”的狗头金标本，重2155.8克，含金70%以上，有着极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这是武警黄金部队的宝贝，轻易不拿出示人，也很少有人知道发现这块狗头金的幕后故事——

　　1988年夏天，一直在兴安岭搞黄金勘探的武警黄金第五支队遇到了新的难题——随军来的家属子女工作没法安置。采矿地点离城镇太远，加之周围没有企业，随军家属没法工作。看到许多干部职工的子女老大不小了却没有工作，家庭生活因此陷入窘境，职工大队大队长程延宽心急火燎。他跟几个家属子女聊天说:“你们不怕苦，我带你们到山上淘金去。”没有想到，他一说，几个家属都高兴地说:“我们不怕吃苦，你带我们上山吧。”队领导经过研究，同意程延宽的报告。就这样，三十几个家属和子女开进了小兴安岭腹地的团结沟。

　　这些家属们的工作区是一块人迹罕至的地方，唯一的遗迹是附近5座鄂伦春人久远的坟墓。现在鄂伦春人早已不在这里埋坟了。从坟的年代看，建这些坟的时间至少有100年，100年前他们为什么会埋在这里，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这里曾经是一个淘金点，人死了就近埋在这里。家属采金队用几顶淘汰下来的旧帐篷和七拼八凑的炊具，在这里安营扎寨。

　　淘金是一项很重的体力劳动，每一个人都累得汗流满面，可这些家属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干出个模样来，让部队领导看看，我们也不是吃闲饭的。姚金花是部队职工姚鲜的女儿，她当时刚满22岁，也跟队来到淘金点。在分配工作时，程延宽见她勤快，干活利索，就安排她守着溜槽。那天快收工了，姚金花看到流水冲刷下的溜槽内有一块沾满泥沙的石头，她想捡起来扔掉，掂在手里却发觉分量很重。细心的姚金花把它放到水里洗了起来。这一洗不得了，手中的石头竟变成了一块熠熠生辉的金疙瘩。

　　“金子，我发现狗头金了！”姚金花兴奋得喊了起来。在这里发现了狗头金，大家的情绪一下子被鼓动起来，既然有一块，就会有两块。那个夏天，姚金花和她的伙伴们一共采出了7块狗头金，最小的也在220克以上。沉寂多年的团结沟沸腾了。山里的老乡说，是他们感动了山神，才会得到这么多的金子。

　　“石头大校”翻开新篇章

　　20世纪60年代，美国地质调查所的罗杰·罗伯茨经过系统研究，断定在内华达州中北部尤里卡县的塔斯卡罗拉山区，贮存有规模巨大的金矿床。1961年，大量的化学样品源源不断地送到公司的化验室，紧跟着的钻探验证使公司的老总们眉飞色舞，第三钻便打到了80英尺厚、品位达34克的厚大矿体。1965年，卡林型——一种金的颗粒小到几微米浸染在碳酸类岩石中的具有较大远景的新类型金矿床——微细浸染型金矿床诞生了。随着这个矿床的挖掘开采，美国迅速跻身世界产金大国行列。

　　25年后，被誉为“石头大校”的中国武警黄金部队高级工程师王世忠经过艰难漫长的求证，在金龙山“点石成金”，卡林型金矿床给中国的黄金事业掀开了新的篇章。

　　这个矿区位于陕西省镇安县米粮镇东长沟村境内，位于秦岭褶皱系。秦岭有黄金，史书上不乏此类记载。秦岭遍地的矿洞向人们昭示着这儿曾经的辉煌。20世纪80年代，黄金部队领导者也将目光锁定在这里。

　　十四支队大队人马开赴秦岭。钻井一口接一口地打，虽然也见金，但不像想的那样多，看不到任何有大金矿的前兆。一天，王世忠在地质工程师孙书山那里看到一个美国卡林型金矿样品。他猛然想起这个矿样他见过。20世纪60年代在镇安矿区进行大会战，当时西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发现了秦岭镇安县东南的丁家山马家沟汞锑矿带。但是由于信息不通，美国发现卡林型金矿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找汞锑矿，也忽略了对金矿样品的化验分析。卡林型金矿样品给王世忠以新的启示。他决定改变几十年一贯制的地质找矿方法，进行逆向思维。

　　王世忠选择了七里峡4号异常点，确定了3条路线，多点组合取样。几个月过去了，预查组传回捷报:该地区确有富矿，最高品位达27克/吨。

　　王世忠坐不住了，亲自带领以老工程师为核心的检查组赶赴矿区，与预查组共同布置地表施工方案，结果发现了20米厚的矿化体。王世忠很兴奋。他一直在思考:4个异常点同处一个矿带，具有同样的成矿条件。既然4号异常点如此诱人，那么1号、2号、3号呢？经过勘探，果然，两年后1号、2号、3号异常点也发现了矿化体。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四个异常点所处的两座大山，不知在宇宙间沉睡了多少年，因为王世忠的执著，他的真诚感动了神灵，让它露出了“金”面目，昔日无名的荒岭也被命名为金龙山。

　　来自西部的特大喜讯

　　西秦岭山脉和岷山山脉地质结构为高山深切割区。矿区地处秦岭东西向构造带、松潘——甘孜褶皱系和龙门山构造带三个一级构造单元交汇的部位。区内岩浆活动频繁，构成复杂的弧形构造，为矿物质的活化、富集提供良好的地质条件。这一地区成矿地质条件优越，被国内外金矿专家普遍看好，但长期未能实现找矿的重大突破。

　　1999年3月，30岁刚出头的郭俊华走马上任，担当起矿区技术总负责的重任。经过一连几个月的实地采样、观测、化验和研究分析，郭俊华发现，斜长花岗斑岩具有金矿化现象。1999年9月的一天，郭俊华从标本库里把曾经采来的一个“花岗斑岩”矿样揣进口袋，匆匆赶往甘肃石鸡坝金矿区和四川联合村矿区去求证。到了矿区，心急如焚的郭俊华一头扎进废弃的狭窄坑道，找寻着相似的矿样。在翻山越岭、攀缘摸爬的苦苦寻觅中，他惊喜地发现，这个矿区主矿脉的矿样竟与他口袋里的矿样非常相似。他拿着采集到的标本，提出将“花岗斑岩”作为新的找矿标志，大家一致表示赞同。他们在阳山矿区一口气采回了一百多件矿样，并连夜送到千里之外的支队化验室。当显微镜下的矿样切片上颗颗金粒闪烁出诱人的光泽时，郭俊华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官兵们根据新的找矿标志，确定新的钻矿地点，钻机开始了新一轮的轰鸣。2000年春天，当钻井探到预定深度的时候，终于见矿了，金矿的本来面目渐渐地显露出来，捷报频传。

　　2000年，武警黄金部队成功地采用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金矿钻探新工艺，布施深部钻孔18个，孔孔见矿，有的孔可推算出金矿体厚达20米。金矿资源量规模不断扩大，其中一条矿体的黄金资源量为57吨，超过特大型金矿50吨的价码，是国内罕见的富矿。

　　短短几年间，这里的金矿探明资源量突破百吨大关，创造了西部地区、全国乃至世界找金史上的一个奇迹。随着探测工作的深入展开，矿区总体规模还在不断扩大。阳山金矿的发现，改写了我国没有200吨以上超大金矿的历史，是我国在西部找矿理论和实践的第一次重大突破，对我国黄金工业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文/孙国　摘《中国武警部队》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秦国贞　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