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会买本来属于我们的东西。”中国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司长宋新潮说。当时，刚刚从佳士得公司传出消息，明年2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伊夫·圣罗兰与皮埃尔·贝杰珍藏”专场拍卖会上，将首次出现两位艺术家收藏的鼠首和兔首的身影。

　　如果说，宋新潮的表态阐明了中国官方的立场，那么，法新社的报道则再现了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按照他们的措辞，拍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流失海外的圆明园生肖兽首铜像引起了中国网民的极大愤怒，90%的人认为中国应该索回这两件文物。

　　事实上，这不是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第一次面临被拍卖的尴尬与危险，但却是它第一次如此广泛地被关注——国宝回家，一条原本应该走得理所当然的道路，却布满了荆棘。

　　被隐藏的踪迹

　　“我们尊重拍卖公司的商业规则和艺术品收藏市场的运作机制，但拍卖战争劫掠的文物，于情于理都不能接受。”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副总干事牛宪峰说。眼下，他所在的以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为宗旨的公益组织正试图阻止鼠首和兔首进入市场拍卖程序。

　　一个多少有些尴尬的事实出现了，中国海外流失文物追讨者们经常要面临的问题是，不希望流失文物被拍卖，却又不得不等到文物进入拍卖渠道后才能发现它的踪影——迄今为止，除了猪首以外，圆明园兽首的回归之路多与拍卖有关。

　　在成立的第二年(即2003年)，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便启动了“国宝工程”。“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像当然在国宝工程的名单上，人们熟悉的很多文物，比如敦煌的雕像，也都在名单上。然而，这个名单却永远也列不出来，因为我们始终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有哪些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它们的最终去向如何。”牛宪峰所说的并非国宝工程的“个性问题”。事实上，流失海外的文物几乎都有同样的命运。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被劫掠以及盗掘、盗凿、不正当贸易等非法和不道德的方式，致使大批中国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在此期间，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有100余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是另一个数字：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收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仅以常被人提及的圆明园为例。中国有很多研究圆明园文物的专家，但鼎盛时期的圆明园到底有多少文物、这些文物的类别如何、现归何处，恐怕没人说得清。

　　“还有很多文物，我们甚至不知道它出境没有、怎么出境的。这就成了一笔说不清楚的账，以至于无法分类追索。”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副司长李耀申说。

　　在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中，除了前途未卜的鼠首和兔首，回归中国的已经有5件——牛首、猴首、虎首、猪首和马首，龙首、蛇首、羊首、鸡首和狗首铜像则下落不明。

　　4月11日，从丹麦追索回国的156件文物在北京开箱。这是继1998年追回3000件被走私到英国的文物之后，最大的一次成功追索文物事件。

　　被炒高的价格

　　据介绍，捐赠、回购、依法追索是海外流失文物回归的最主要途径。捐赠不必多说。至于回购，相关部门官员和文物专家并不主张，用宋新潮的话说，国家文物局反对“用中国的钱”回购“中国自己的东西”。

　　事实上，早在2003年，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就已打听到鼠首和兔首的下落，但因为当时法国收藏家喊出共计2000万美元的高价而未能成功回购。“他们这样做无异于打劫。”牛宪峰回忆道。也是在那一年，猪首的回购价格是600多万元人民币。更惊人的数字出现在5年后的今天，根据佳士得公司的市场估价，鼠首和兔首的拍卖估价高达2亿元人民币。

　　在圆明园管理处新闻发言人宗天亮看来，近年来，圆明园的文物被市场估价，越来越有一种价格虚高和不断上扬的趋势，“2亿元人民币不是一般机构或个人能够承受起的，并且拍卖文物将淡化文物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

　　不仅如此，通过拍卖方式收回流失文物，会导致价格越来越高。在保利拍得三兽首的7年后，爱国人士何鸿燊先生动用了6910万港元才在拍卖会前购下马首铜像。在一位业内人士看来，拍卖价格仅仅是一种商业价格，它并不能完全代表文物本身的价值。如果在商业体系内进行运作，将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价格越高，文物回流的可能性越小。在业内人士看来，兽首的市场估价动辄过亿元人民币，不能排除国际卖家借机抬价的可能性。据说，在拍买中国文物时，还曾经出现过中国人为了拍得文物，互相抬高价格的情况。

　　这样的观点得到了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主任员赵榆的赞同，“既然是文物，就应根据它的历史、科技及艺术价值衡量它的经济价值。”赵榆认为，2000年，首批3座兽首的回归具有特殊性——在当年佳士得与苏富比举行的拍卖会上，保利集团以774.5万港币拍得牛首、818.5万港币竞得猴首、1544.475万港币成交虎首，其“身价”还包含了爱国的感情价值。从文物本身的角度看，这个价格已经到达上限。

　　被“架空”的国际公约

　　有业内人士就捐赠、回购、依法追索这3个最主要的海外流失文物回归途径进行过分析。以捐赠的方式回流的文物不乏先例，但这需要文物持有者在思想上达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回购是比较常用的市场手段，但文物的天价和回购的资金往往不成比例；依法追索是最为正当也最为人乐见的方式，但也最为艰难。

　　据宋新潮介绍，对于通过非法手段被盗窃或盗掘的文物，国家文物部门将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追索；对于由于战争原因被掠夺或低价卖向海外的文物，将根据国际公约，在道义上进行呼吁和追溯，希望其返还。

　　当然，这种做法不乏成功的先例——2000年，一批被八国联军从广州劫掠的瓷器从新西兰追索回国；2001年，我国从美国海关追索回走私的河北曲阳古代彩色石雕像；2003年，我国从香港拍卖行追索回河北承德被盗出境的40多件珍贵文物等；2005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被作为战利品运回英国的塘沽大钟回归天津；2008年，从丹麦追索回国的156件文物在北京开箱……然而，相比庞大的流失海外的文物数量，这不过是冰山一角。

　　前文中，宋新潮所说的“国际公约”之一便是于1995年在罗马外交大会上通过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其中规定：任何因战争等原因而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没有时间限制。1996年，中国在签署该公约时就声明保留对历史上被非法掠夺文物的追索权。不过，目前看来，这种追索仅仅停留在“道义”上——拥有众多中国文物的英美等国并未加入这一公约，换言之，面对流失海外的文物，我国只是保留追索权，寄希望于拥有者主动返还。然而，现实是，几年前，巴黎卢浮宫等欧美18家博物馆还曾经发表声明，拒绝将收藏的他国文物归还给原属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制订了一系列国际公约，除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还有《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等。但在文物法律专家看来，整个规则体系只是由国际道义来维系，有效的约束机制匮乏。“在理论上，我们似乎找到了对部分文物进行追索的行之有效的诉讼途径和法律依据，但因为年代久远，文物流转线索模糊，一些掠夺出去的文物可能已经通过买卖、拍卖的方式，被一些博物馆或私人买下来，合法持有。再加上异国保全、执行的难度，我们即使对每个诉讼都竭尽全力，也不见得都能取得预期效果。”一位业内人士坦言，由于文物占有国多为发达国家，他们一方面不承认目前对他国文物的占有为非法，另一方面又辩称文物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文化遗产不应有国界之限，同时还声称他们的文物保护技术和设备先进，能够更好地保存这些文物。不仅如此，阻挡在依法追索道路上的还有其他障碍，比如中国的文物档案等基础工作不够完备——根据国际公约，走私出境的文物必须在能够提供确凿、充分、合法拥有的直接证明前提下，才有望返还所在国家。

　　事实上，依法追索之难，很多国家都深有感触。2007年1月30日，2000多名希腊学生身穿橙色雨衣、手拉白色绳索，环绕希腊雅典卫城组成“人链”，要求英国归还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希腊巴台农神庙大理石雕塑。

　　(祖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