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写了童话《怪老头儿》，孙幼军就得了个“怪老头儿”的绰号———而他也确实够“怪”的，70岁时去学开车，去年刚被吊销驾照。“因为满75岁，按照我们国家的交通规定，就不让再开啦。”孙幼军乐呵呵地说，“我开车快着呢。”

　　没了驾照，不影响他追求速度的快感。“你来之前，我还在楼底下发动我的小摩托呢。”孙幼军带记者去看他的摩托，行人稀少的路上，他一高兴就飙到60迈，感觉比开汽车还爽。

　　身板可谓硬朗，内心堪称狂野，唯一让“怪老头儿”觉出岁月不饶人的，是耳聋。“自打耳朵坏了，我戴上助听器，听所有的音乐都跑调。

　　“那我说话您能听见吗？”记者大喊。

　　“能。”孙幼军小声说，“关键是频率要对。有时候看电视，碰上频率不对的播音员，开多大声儿我都听不见。”

　　这个笑嘻嘻的“怪老头儿”，坐在堆满书的房间里，阳光洒下，面容慈祥，就像童话里总会出现的那个老爷爷。

　　“小布头”诞生

　　本为宣传“人民公社”

　　1960年夏天，我从北大中文系毕业，跃跃欲试想要写本书。当时的文艺政策，严格得很，就是为工农兵服务。我们这帮北大毕业的人，谁的脑子里也不是那么“纯洁”，都有所谓的私心杂念，搞创作就非常难，老是格格不入。最后就是要么不写，要写就只能按规定的那一套来，不然根本不可能发表。所以我就转向写童话。

　　童话也不好写，这是我后来才明白过来的。“文革”期间江青讲过一句话，说童话这东西，写小猫小狗的，最适合作为攻击党的武器。北京有位作家笔名叫乐牛，就是乐于当孺子牛的意思，他曾经写过一篇童话，讲森林里着火了，动物们都各自逃命，有一只鸟不逃，它想用它单薄的翅膀把火扑灭，结果把自己烧死了。这个故事看起来思想很好吧，宣传舍己为人的精神，没想到还是被批判了。批判的理由是“为林彪翻案”———林彪不是飞机坠毁烧死的吗，这鸟也是烧死的……这么一联系，你没法说清楚。乐牛的遭遇最后还算不错，查他的历史，三代贫农，自己又是党员，没什么“前科”，这才逃过一劫。后来他见着我，直叹气说，孙老师，童话这个东西不能写啊。

　　在我准备写童话的时候，中国仅有两家少年儿童出版社，一家在上海，一家在北京。两家出版社当时都提出一个约稿要求，就是用文艺的形式向孩子们介绍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我当时天天饿肚子，病倒了，床头挂着一个布娃娃，是从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买的。我看到这个布娃娃，就想，让它到农村溜达一圈，不就能写人民公社了吗？

　　这就是后来的“小布头”。1960年12月22日，我在日记里写：“《小布头奇遇记》今天动笔了。”1961年2月2日又写道：“写不下去了……小布头似乎是一个毫无矛盾斗争的道具，只不过通过他所见的一切来‘反映现实’。这问题起初还不严重，越往后写越突出……底下越写越没劲，深深陷在苦恼之中。”

　　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写完了。当时感觉，小布头就像是“道具”甚至“傀儡”，文艺创作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即使是抱着这样的主题思想来写，还是遭遇了一次退稿。3月20日，我把稿子寄给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5月13日收到退稿，退稿信里写：“从小布头的出走原因到后来回到苹苹身边一些情节来看，这部童话的主题是宣传爱惜粮食，支援农业第一线。但就全稿来看，与主题思想关系不大。如写制造玩具的过程、小布头的心思、小布头在老鼠洞里等等，写得倒很细致；而爱惜粮食和支援农业第一线方面却表现得很简单很平淡。因此感到主题思想不突出……小布头这个主角只是作为一个反映社会的联系物，他的思想和行动，我们也感到缺乏鲜明的教育作用。”

　　走上童话之路

　　走到哪儿都是孩子王

　　“小布头只是一个反映社会的联系物”，这话说得没错，要它的“思想行动”生发出“鲜明的教育作用”，却是我没法做到的。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处理这部稿子，最后帮助解决困扰的是叶至善先生。我一字没改，把稿子又投给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叶至善说这个好，就出版了。他的思想比较好，没有那么多歪门邪道的想法，就是想给孩子们出点有意思的书。1961年12月，《小布头奇遇记》出版，很快卖到18万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连续广播，我拥有了一大批热爱“小布头”的小读者、小听众。

　　我个人认为，《小布头奇遇记》成功之处仅仅在于，它比较真切地写出了小布头这样一个可爱的幼儿形象，还有相关的一群小主人公，这同我熟悉和喜爱幼儿，有密切的关系。我在家里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我很淘气，姥姥让我安静下来的办法就是讲故事，她是真正的“故事篓子”，不知道她肚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新鲜玩意儿。姥姥不识字，那些故事不可能是从书里读来的。我断定她是民间故事的传播者之一。

　　我把姥姥讲给我的这些故事再讲给弟弟妹妹们听，吵吵闹闹的几个小家伙立刻安静下来。看来这招收效很好，不然我带着他们玩，经常捅娄子，挨训的又总是我这个老大。当时我已经开始看《西游记》之类的书了，就把书里的故事也讲给他们听。有时讲着讲着，忘了下文，为了不丢大哥的面子，我就瞎编一段，把故事接顺了，他们也听不出来。这大概算是我最早的“童话创作”。

　　也怪，直到我上了大学，甚至参加工作，依然很招孩子喜欢。总有一帮学龄前小孩喜欢到我这儿来，搜寻儿童文学作品，或者小画书之类。找不着书，就让我给他们讲故事听，我几乎走到哪里都是孩子王。

　　孩子对我认识童话这种文学形式，起了不小的作用。给他们讲《木偶奇遇记》的时候我就发现，讲一个木头制作出的孩子上学，比讲一个真实的孩子上学更受欢迎。孩子们还爱插嘴，经常打断我的讲述，我总是说“别捣乱”，拉出要罢工的架势威胁他们：“还想不想听了？”直到多年后我给自己的女儿和儿子讲故事时才明白，孩子的插嘴，不是捣乱，他们是要修正、补充，加入儿童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而这种修正和补充，对于童话是最宝贵的。

　　一本“黑书”的遭遇

　　“我要埋葬小布头”

　　叶至善说，《小布头奇遇记》这书要出来，孩子们肯定爱看。所以他出主意，把书的封面设计成了黑色，因为黑封面耐脏，经得住孩子们翻。结果到了“文革”，就有人说，孙幼军写了一本“黑书”，说不光皮黑，里头“瓤”也黑。

　　为什么有这个上纲上线的说法，是因为书里写小布头饿得要死了，拿个小碗，在地主家门前乞讨。有人看了就说，这是向地主阶级投降。

　　不过基本上还好，我那书写得还是挺“革命”的。但是，在一本童话里介绍人民公社，写“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不妥，小读者们对这一点几乎也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他们看不懂啊。“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小布头奇遇记》又要大量印刷，这些生硬的地方就成了我的心病。1989年，我借口“准备修改”，要求出版社停止这本书的印刷，心里想的却是“埋葬小布头”。

　　《小布头奇遇记》一共印过多少，我也说不清，只知道1987年3月第12次印刷时，版权页上注明的累计印数是826400册，后来陆续出到第21次印刷，有很多次没有注明印数。不过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说过，这本书是他们出的文艺作品中印数之最，起码应该过百万册了。这本书的纸型还给过很多省的人民出版社儿童读物编辑室，各种版本的印量都比较大，但我没有收到过样书，只是偶尔在书店里瞧见。

　　没想到，“埋葬小布头”的念头受到很大压力，出版社不停地催我，很多当年看《小布头》的读者，也在替他们的孩子找这本书，我连珍藏的第1版第1次印刷的两本书也送掉了。过了几年实在顶不住，我就真的动笔开始修改。其实当年我写作的时候，除了要宣传人民公社，我心里还有个另外的主题，就是“勇敢”。小布头生来胆小，经过一番奇遇，他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修改后的“小布头”仍然应该秉承这个主题，我就删掉了有关人民公社的一万字，补写了关于“老鼠洞”的一万字，1994年4月出版了修改后的《小布头奇遇记》。

　　儿童文学创作之道

　　“写什么”和“怎么写”

　　改革开放以后，童话在“写什么”的问题上放松些了，大概只要求起到“思想品德教育”的作用。1981年夏天，我在一次发言中说到，不宜把对孩子的教育理解得过于狭隘。我们习惯的做法是，把孩子中间存在的一些道德品质问题抓出来，“对症下药”地编写故事，经常出现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反面形象，往往是不爱劳动、不爱学习、说谎、骄傲自满、马虎大意、不守纪律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先有了“教育”的主题，然后按照这个主题去设计人物，达到“教育”的目的，这不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

　　我心目中有两个幼儿形象，一个是有些娇气的女孩儿，因为非常可爱，到哪里都受到优待，她自己习惯了，也总这样要求别人替她做事；还有一个男孩儿，很勤快，干什么活儿都很起劲儿。这两个形象在我心里反复琢磨，有一天就变成了一只小猫和一只小狗，我让它们俩去河边玩，没有任何“主题思想”，情节自然就出来了。这篇稿子拿给《儿童文学》，在1982年12月号上发表出来了，就是《小狗的小房子》。

　　结果就有人看出了问题，“孙幼军究竟想告诉孩子什么？”还有人扬言：“这种作品我一天能写出10篇来！”甚至有位景山学校的小女孩也觉得这篇东西怪怪的，找上门问我：“孙叔叔，我怎么看不懂啊？”

　　我说：“我读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听，他们都听懂了，你上了初中，怎么会不懂？”话虽这么说，其实我理解这个孩子，她肯定是写不出“读后感”了。我去参加小学生的座谈，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小朋友说，我读了孙爷爷的书，受到了什么什么的教育。听了我真难过，你好好的读个童话，受什么教育啊？

　　我只好提示那个小女孩：“你看小狗是不是很爱劳动？小猫在遇到麻烦时，是不是很机智？”孩子就明白了她所受到的“教育”，可我写的时候根本没这种想法，只是为了帮她对付老师要求写的“读后感”。

　　除了“写什么”，还有“怎么写”的问题，这同样经历了一个比较艰难的历程。有几位儿童文学作家，以权威自居，总结出了几条童话创作的“金科玉律”，很多人也跟着吹捧。其实这些所谓“规律”，不过是他们从自己的创作中归纳出来的，经不起推敲，甚至连外国很多有名的童话作品都没读过，就在这里下结论。比如所谓“童话的逻辑性”，就有理论家解释说，童话的表述，要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例如兔子请客，绝不会给客人端上鱼汤来，因为兔子吃素不吃鱼。还有人举例说，童话里的长颈鹿最好不要讲话，因为长颈鹿没有声带。有个朋友告诉我，他写的一篇童话被刊物退回，编辑退稿的理由就是，故事里的长颈鹿居然说了话———可见这些理论的影响之大。

　　其实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要照这么讲，童话就没法写了，猫也说话，狗也说话，这怎么符合客观规律？哪个人见过猫狗都会说话的？童话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瞎编的，哪来的“逻辑性”？美国有个作家写了本书，叫《大白兔和它的爷爷》，里头就讲这个大白兔不但喝鱼汤，还喜欢钓鱼，随身带着鱼竿，走到哪儿钓到哪儿，钓到哪儿吃到哪儿。如果那个“权威”看过这本书，他就不会举这个例子了。

　　到粉碎“四人帮”之前，我的创作成绩仅限于《小布头奇遇记》和一本图画书《萤火虫找朋友》，差不多15年时间，我一个字没写过。“文革”结束之后等于重新起步，陆续又写了《小猪唏哩呼噜》、《怪老头儿》等，都是“系列童话”，以一个形象为主，贯穿好多个故事。我还是我，这么多年来，思想都没有太大变化，用别人的话说，我的“资产阶级文艺观”已经根深蒂固了。我在北大学到的，文学就是文学，文学作品除了教育作用还有美学作用，写东西得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写童话在我脑子里也是这样，离不开生活。我本来是准备写小说的，“文革”结束后也发表过十来篇短篇小说，可是出版社都知道“孙幼军的童话写得好”，就又把我抓来写童话了。

　　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不一样，儿童文学一般都很短，一个故事往往几百字，上千字就不错了，不像成人看的小说、散文，动辄几十万言。所以搞创作基本就靠兴趣，真正拿它当职业，很困难，费劲不小，挣钱不多。不过这些年对于出版社来说，倒是儿童的书更容易卖，因为独生子女多，父母舍得投资，孩子说买就买。

　　童话真正的灵魂，就是那种童真、质朴的东西。很小很小的孩子，他们的很美的想象，是最宝贵的。

　　孙幼军不光写童话，还翻译了好多有趣的童话故事。他的翻译跟别人不一样，几乎要重写一遍。

　　“怪老头儿”四个字，如今已经成了孙幼军的招牌了。

　　在“小布头”之后，孙幼军又给孩子们写了一大堆童话。

　　(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