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余废墨

　　1 止庵先生善读书。这一次，他读《听杨绛谈往事》(吴学昭著，三联书店出版)，读出一些疑惑。他在《“听”与“读”之外》(见《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29日)一文中，指出作者吴学昭为造成“听杨绛谈往事”的效果，过度草率“改写”传主本人回忆文章，造成人称转换之后叙述口气的涩滞紊乱，反倒不如传主本人叙述读来顺畅贴切。

　　止庵所论甚是。《听杨绛谈往事》固然提供了一些有趣细节，但作者准备不充分和急于求成也显而易见。访谈不充分，且来不及对相关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进行研究，缺乏旁征博引，左右参照，更无从分析，也就只好以“改写”传主本人的书面文字来代替“谈”。浮躁之下，草草推出成果，复请出传主“钦定”———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也似乎出人意料。一部传记难道必须由传主“认可”吗？世界各国传记写作盛行，只听说过传主健在时可以指定传记作者，提供资料，但传主并不能干涉作者写作，更不需要请传主审查通过。倒是听说过有的传记令传主暴跳如雷，即便如此，也不让人感到多么奇怪。

　　止庵说得很委婉，但他对“改写”的置疑，其实提出了关于传记写作和口述历史写作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即，作者是否可以改写传主的回忆？“加工”是否可以随心所欲？

　　2 由《听杨绛谈往事》我想到另一本汪东林先生所著《梁漱溟问答录》。多年来，我一直喜欢《梁漱溟问答录》，梁先生的许多精彩人生片段，是读这本书获知的。由于作者注明是谈话记录，故一直相信其第一手价值。前些日子，我在编选《梁漱溟往来信札手迹》过程中，撰写一篇《梁漱溟暮年读书记》作为代序，在写到梁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和通信时，便引用《梁漱溟问答录》中传主关于早年在北京什刹海举办“朝会”的谈话。

　　不久前，接到梁公子培宽先生2008年10月14日的来信，培宽先生信中所言，令我大吃一惊：

　　“关于先生执笔的《代序》一文，末后提及‘朝会’活动情景，引用了汪东林的《梁漱溟问答录》中的一段文字，而这段文字是汪东林先生据《朝话》一书中的一段文字‘加工’而成。‘加工’就往往失真，如汪书中‘抑扬朝气’的话，即令人费解(‘朝气’只须‘扬’，何须‘抑’？)。因此，还是以引用《朝话》书中原来文章为好，这样才更为真实，才是先父本来的话。(现将《朝话》中《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一文，复印一份，随此信寄上，供参考。)”

　　“随信寄上《重读〈梁漱溟问答录〉》一文，文中对汪东林先生于书中因‘加工’而产生的问题，有所分析。请指正。”

　　看信，再读《重读〈梁漱溟问答录〉》中培宽先生的仔细考证，才知道，原来所谓“问答录”，其实有些谈话并非梁漱溟本人口述，而是作者根据传主回忆文章改写而成。因是“改写”，欲给读者造成谈话的印象，自然免不了“加工”，这就难免顾此失彼，添加失当。殊不知，如此一来，传主自述的权威性和价值，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其实，“改写”之忧不限于传记写作和口述历史，如今在各类报刊上，时常可见有人巧妙地将别人的表述“借”过来，略加“改写”，就天衣无缝地用在自己的作品中。

　　3 读近期北京某著名周刊上一篇谈中国漆器收藏的文章，题为《醉红的悬念》。最后一段写得美丽之极：

　　曾经有位外国朋友说，你们中国漆器里，剔红那种红色，英文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准确的字，不是樱桃不是苹果不是西红柿的红，中文好像也说不准确，又像红枣又像红杏又像过年写春联的红纸，真是有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感觉。也许都不像，不如借个词牌唤它《醉红妆》。

　　如我一样，编者似乎也很欣赏这段文字，遂略加删减，又醒目地将之排在标题下方作为全文提示文字。

　　题目和文字，不陌生。翻开董桥的《今朝风日好》(作家出版社，2007年出版)，目录中就有《醉红的悬念》，一字不差。董桥写的正是漆器收藏。他的英国友人李侬，“回了一趟乡间旧居找出这份凌乱的数据影印了两份，一份给戴立克，一份给我。是他叔叔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经手买卖东方文玩的记录……”于是，他由此开始叙述漆器的美妙。文章最后文字如下：

　　“剔红那种红色英文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准确的字，不是樱桃不是苹果不是西红柿的红。”小李说。中文好像也说不准确，又像红枣又像红杏又像过年写春联的红纸，其实都不像：我情愿借个词牌唤它《醉红妆》。

　　显然，该周刊文章除谈论漆器的精华之处，都来自董桥。该文章的作者，“借用”了董桥的标题，又大胆地“改写”了他的文字。不同的是，他将李侬的话与董桥自己的比喻捏合为一体，另外又加上一句“真是有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感觉”几个字，如此轻巧地就将他人苦思冥想的成果放进自己的采摘筐。

　　面对写作界日益盛行的“改写”，我倒是真的有些“捉摸不透”了。

　　李辉(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