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前日宣布，他们将联合国内七大交响乐团，推出“周末交响音乐会”，票价仅为40元，国家大剧院的“艺术之友”会员，更是可以享受10元票价。当国内高票价盛行、一张演出票动辄要卖数千元时，国内剧院“领头羊”国家大剧院此举，不啻一声惊雷，炸响演出市场。

　　国家大剧院市场部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能以低价推出“周末音乐会”，离不开梅赛德斯-奔驰的赞助。而现在非常艰难的是，在内地，企业赞助文化活动目前尚不能得到税收方面的优惠，因此文化活动寻找赞助非常困难。曾在美国留学多年的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孙惠柱建议：能不能在北京、上海等演出发达地区，对非盈利演出，尝试在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以此扭转票价虚高等问题。

　　现行“赞助”其实是广告

　　2003年，指挥大师小泽征尔在上海大剧院指挥交响乐，最高票价卖到了4000元。明年4月，小泽征尔又将来上海大剧院，最高票价却只有380元。同样是小泽征尔指挥的交响音乐会，票价竟有10倍的差距，为什么？上海大剧院艺术总监钱世锦告诉记者：“因为有赞助。明年小泽征尔的演出，日本电通公司赞助了全部费用，甚至连场租费都帮着付清了，而且票房收入都可以归剧场所有，我们当然能低价卖票。”

　　然而，这样的好事，在国内真可谓“千年等一回”。很多企业“赞助”文化，与其说是“赞助”，毋宁说是要求“文化搭台，广告唱戏”。2004年底，音乐剧《剧院魅影》登陆上海大剧院，一家化妆品企业答应提供400多万元的赞助。然而，与400多万元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页的“媒体回报”条目：电视要上几次、报纸整版广告要做几次等等，要求十分苛刻。钱世锦说：“中国企业赞助文化，大多是从企业广告费里拨出的，他们只想通过文化活动做变相广告。”显然，这跟欧美国家的企业通过赞助达到减免税额的方式完全不同。

　　除了苛刻的“广告回报”，国内企业的文化赞助还把演出票价推向巅峰。演出界人士都明白，最高的票价不是用来“团购”就是返还给赞助商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分析说，如果一家企业赞助了100万元，如果将最高票价设为1000元，需要返还1000张演出票；但如果票价翻倍，则只需给企业500张。座位还是同样的座位，戏票也是同样的戏票，只需要改改价格，便可省下一半的戏票，演出商何乐而不为？

　　当“赞助票”高高在上时，“市场票”也往往奋起直追，演出票价就在“赞助票”的“引领”下，节节攀升。于是，赖声川导演的话剧《陪我看电视》最近在上戏剧院上演时，冒出“2008元”的票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赞助可带来4.3倍附加值

　　要改变这种畸形的“赞助”方式，必须在政策上对企业赞助文化活动实行税收上的实际优惠。孙惠柱认为，现在是实现文化赞助机制化——建立民营基金会的时候了：“中国的第一代富豪逐渐退出经营一线，他们在考虑，像比尔·盖茨一样将资产回报社会。但如果减免税等政策不建立，他们是不会轻易出手的。中国要建立文化赞助的减免税政策，不妨借鉴美国。”

　　孙惠柱介绍，在美国纽约，百老汇的时代广场集中了38家商业性剧院，而曼哈顿地区的非盈利性剧院和演出团体则多达400多家，社会赞助主要是面向这些非盈利性剧院的。杨绍林考察百老汇后发现，票房根本不能支撑这些非盈利演出机构的运转，他们的票房收入，最低的只占全年总预算的20%，最高的占全年预算的60%，其余预算来自私人、基金会、公司以及政府。如以推新人新作为宗旨的美国纽约大众剧院，2007年的总预算为1800万美元，票房收入为400万美元，约占预算的22%；而来自基金会、私人和公司的赞助约为1250万美元，高达预算的70%。

　　既然票房不能支撑非盈利性演出机构的营运，为什么美国的非盈利性演出依然非常活跃？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管理系主任琼·吉弗瑞教授调查后发现，投入剧院表演艺术1美元，能带来4.3倍的附加值，而这4.3倍的附加值，就能够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游客连带消费等，从而拉动纽约的经济，而这4.3倍的附加值，正是所有资助文化活动的企业所看重的。

　　鉴于这“4.3倍附加值”的诱惑，美国政府制定了详尽的税惠政策，鼓励个人、企业、基金会赞助非盈利性演出机构。如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2003年获得的捐赠为4270万美元，占全部资金来源的39%。企业的捐赠分为企业黄金级至企业300俱乐部级等5个等级，个人捐赠分为“普通”至“桂冠”8个级别，但每个级别基本都按1誜1的比例抵扣税额。如普通赞助人级捐赠1200美元，可抵扣1071美元；企业300俱乐部级捐赠30万美元，可抵扣29.25万美元税额。不仅如此，这些大额度的主要捐赠者还是剧院的董事会成员，享受特殊的待遇。即使只捐助了几百美元的普通捐赠者，也能在剧院的显眼位置、观众席坐椅以及演出说明书上，看到自己的姓名，这让他们获得了强烈的荣誉感。

　　孙惠柱告诉记者：“纽约的最高票价，只占当地平均工资的3%；而在中国，最高三四千元的票价，远远超过了市民的平均工资，这很不正常。设立赞助减免税政策，最终还是为了发展文化，让更多市民走进剧场。”孙惠柱认为，中国设立文化赞助的减免税政策，未必要一蹴而就，可以立足国情，借鉴欧美，在北京、上海等文化发达、演出集中的城市率先试点，成熟后再向全国推广。

　　本报记者 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