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处于非常特殊的境遇中，其中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是，面对作家个体时，我们往往觉得各有特色；但面对整个文坛就会有很多个不满意。”在第七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评论家洪治纲的这一看法成了整个论坛的聚焦点。记者发现，在长达四个小时的讨论中，尽管作家与评论家之间“机锋闪烁”，但他们的交流和碰撞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写作者的责任与良知。

　　共识:在文学整体受责难下的写作与批评

　　洪治纲说，无论作家还是评论家，在现实中都会遇到对作家个体与文坛整体进行评价时的差异性看法。这一观点在与会者中引起共鸣。

　　评论家施战军把这种差异称为“变声”。在他看来，文学在整体上受责难的原因在于，其一，网络上为表达某种快意而涌现的“拍砖”式言论造成的假象。这些言论依据的真实性有待考察，“但时间久了之后，这种‘假象’会使大家误认为中国文学就是他所说的样子”。

　　其二，文学青年写作之初的不平之气对文坛的影响。他认为，在“名气就是资产”的时代，很多文学青年在将自己与获奖作家进行比较时，往往会觉得“自己跟他比差不多甚至比他还要强得多”。而这种心态最容易受到应和，“文坛形象由此也有被改写的可能”。其三，不看文本的批评家对文坛发声所形成的“障眼法”。他说，这些人尽管已经很久不读作品或不细读作品了，但总是对当下文坛发言，用诸如“一钱不值”来评价当前的文学创作。而媒体也特别关注这些“响亮”的声音，“形成了障眼法，这也是很严重的问题”。

　　作家潘向黎则把对文学整体的责难形容为“很愤怒的道义的拳头打在一个虚无而巨大的对象身上”。她谈到，提及作家个体时，很多批评会出于情面、利益、人际关系等表现得很慷慨，“大家都心领神会:面对外人该怎么说，关起门来自己该怎么说。这个问题比较中国化”。分析原因，她认为，这不能指责某个个人，“一旦某个评论家写了某个作家的批评文章，就会被炒作成一个事件，而且会演变成对被批评者的诋毁”。洪治纲对此表示认同，他也认为，现在文坛陷入一个怪圈，“把所有的批评都称为‘骂’，让评论者百口莫辩”。“这种舆论环境，有很浓的挑拨离间的作用。作家是否人人都能经受住这样一种挑拨离间，很难说。”潘向黎说。

　　作家周晓枫把这个文坛怪圈更多归结于作家自己承担的缺乏。如果评论家出于审美判断对作家的批评，招致作家情绪上的极端反应，“经常这样，评论家就犯不着对个体提意见”。由此出发，她认为，作家首先应该学会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创作，尊重自己的品格。

　　分歧:评论家爱“打包”，作家反“拢堆儿”

　　在对文坛“个体灿烂整体黯淡”的看法上，虽然作家与评论家观点一致，但由此引发的评论家对作家“打包”批评这一问题的争论，值得引起反思。

　　事实上，对作家进行“拢堆儿”研究在评论界由来已久。“美女作家”“70后”“80后”等对作家群体的命名，尽管从产生之日起就备受争议，但这种风气并不见有消退的迹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论坛上，当与会者针对文坛整体的萧条景象发表意见时，周晓枫在对此认同的同时直言:从这儿我联想到，是否批评家特别想概括发言？是否特别愿意把个体的文学创作变成社会现象的涌动？以自己的散文写作被归属于“新散文”为例，她说:“我很茫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个组织？”在她看来，作家的职业决定了在集体中是没有安全感的。“残酷地说，作家的关系肯定不是团结关系”，尤其是以相似的风格去处理相似的风格时，完全是竞争关系。“这跟批评的判断有点小小的差距，批评家特别喜欢‘拢堆儿’，作家本身的职业又特别愿意孤军奋战。”“如果批评家不在一网子里一网打尽鱼虾蟹，而是对每个品种有非常深入的关注。这是不是让批评本身也在一个更结实的平台上进行？”

　　被称为“70后美女作家”的金仁顺，在后来的发言中，也表达了对此的困惑。她说，她和其他三位“美女作家”(魏微、朱文颖、戴来)交流时，大家都认为彼此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提到作家的时候，能不能不要‘打包’？”她认为，对作家还是要分出个体来批评，“被集体化评论，使得差不多一个年龄阶段的人的写作看上去毫无个性，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同时也意味着跟每个人都没有关系”。她同时表示，读评论文章是想从中找出自己写作的问题，能再次被唤醒。“一‘打包’之后就更加茫然。没有个性差异就很难找到建设性的意见。”

　　作家张悦然在发言时也谈到，一些评论“我觉得那不是在写我，是在写‘80后’这种现象”。

　　对于此，洪治纲说:“作家反对‘打包’是可以理解的，阐释个体很重要，但当面对一种现象时，确实很有‘打包’的欲望。”他同时说，作为评论家，他觉得很多作家的差异性“真的不大”。以“美女作家”为例，他认为，她们的创作注意人与人之间的非剧烈性冲突和纠葛，反对宏大叙事。“如果不做‘打包运动’的话，怎么去阐释这种现象？”

　　自省:写作忠于生活，忠于内心

　　显然，在“打包”问题上更多反映作家对评论家的某些不满。不仅如此，不少与会作家也表示，对于不读文本、不负责任的评论，他们不会在意。但对于站在理性平台上的批评，作家们则有着清醒的认识。

　　潘向黎将评论家对作家严肃的批评甚至批判，看作是对作家的一种“抬举”。周晓枫认为，一个社会道德尺度通常由医生、律师甚至是法官掌握，他们不能退后。“我觉得批评家在一定功能上承担了这个角色，如果他们退后就会造成底线上的崩溃。”

　　在文学备受责难的语境中，如何看待文学批评的意义，评论家也有其自身的看法。“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读作品？为什么对批评感兴趣？”施战军说，文学批评就是在文学现场和文学史之间做送递的工作，阅读、遴选，然后摸索一种有可能成为经典的尺度。“这是一种责任。”好好做并传下去，一代一代的文学青年就会有“好东西吃。现在，我们就是要给他们攒粮食，就是这样”。

　　对于作家来讲，在文学整体上失去显赫地位的当下，写作又意味着什么？它又该有怎样的责任承担？作家王跃文说，过去我们总认为文学的责任是铁肩担道义，与此无关的写作就没有意义。“我承认这样的写作是需要的，但在当下，写人间万象，真实反映内心的文学，未必就是不负责任的。”

　　在作家鲁敏看来，责难下写作，“写作者如果能在石头缝里慢慢生长，生长得非常旺盛，我觉得那种快乐是被放大了、加倍了”。

　　而作家张楚认为，写作有一个公共的道德契约，那就是用心灵去感受世界，用良知去描写世界。作家就应该是用针线织补人的心灵的裁缝，而文学也就应该抓住人生的常态，以及常态下隐约的光亮，然后把它制作成火柴，擦亮的同时能够温暖别人的眼睛。

　　相关链接

　　授奖词:

　　2007年度青年作家:鲁敏

　　鲁敏站在中国小说艺术的前沿:在《取景器》等作品中，她将确切的戏剧性形式赋予涣散的、难以言喻的复杂经验，由此，她探测和呈现精神生活的结构、深度和边界。她对人性与生活的看法宽阔而公正，在《思无邪》等作品中，她以“温柔敦厚”的襟怀，想象和确证人心的浩大与人世的庄重。鲁敏在2007年的写作，是对中国小说艺术在这个时代面临的艰巨难度的有力回应，她思考和检验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由此表现出纯正鲜明的艺术信念和训练有素的艺术才能。

　　2007年度青年作家:周晓枫

　　在2007年度发表的《琥珀》等作品中，周晓枫对散文艺术做出了艰危的探索。她重审虚构与真实等散文的本体前提，在体验和书写的现场中将不言而喻之事还原为问题和争议，她的作品令人困惑，也迫使人们深入思考这个时代散文写作的根本伦理。周晓枫的写作一直承受着经验与思辨、精神与身体之间的高度紧张，她忠实于经验，也执着于艺术的节制、隐忍、想象和升华，在这种极具挑战性的紧张局面之中，“散文”面临自我崩溃的危险——但危险中或许蕴藏着艺术创造的珍贵契机。

　　2007年度青年批评家:施战军

　　作为与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一起成长的新锐批评家，施战军以自己敏感精辟、鲜活生动的批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批评对文学现场的参与功能，体现了文学批评的创造才情和学术魅力。本年度他关于“中国式的成长小说”、“乡村小说”以及文学教育与文学生态等问题的著述，既触及当下最为真切的文学质地，又探求当下文学教育与研究的要津，融会学院精神与新锐热情，突出体现了他的批评的独特风范与学术品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施战军准确而善感的文本细读、丰赡而明澈的批评文字、史识与悟性相洽的批评风格，使他日益成为走向成熟的新生代批评家群落中的翘楚。

　　陈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