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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瓦好友:生活中她很容易受惊 对骚扰很困惑

2008年12月24日 14:03 来源:新民周刊 发表评论

  专访波伏瓦的生前好友玛德莱纳·戈贝尔女士

  和文章中的大无畏精神不同,生活中的波伏瓦其实是一个易受惊的人,她不苟言笑,对于这种层出不穷的骚扰很困惑。

  撰稿·金姬(记者)

  波伏瓦《第二性》里的观点或许在当今已经毫不稀奇,但是以《第二性》为代表的女性解放意识在今天似乎仍旧值得呼吁。有意思的是,这位以战士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伟大女性,在生活中却“略显羞涩”。

  今年是西蒙·德·波伏瓦诞辰100周年,作为波伏瓦生前好友,加拿大的玛德莱纳·戈贝尔(Madeleine Gobeil)女士带着她1967年专访萨特和波伏瓦的纪录片《双人肖像》在全世界做巡展。近日,《新民周刊》在上海法语培训中心专访了这位年逾古稀的波伏瓦的“粉丝”。

  从笔友到至交

  《新民周刊》:您是怎么会和波伏瓦成为朋友的?

  戈贝尔:我1936年生于加拿大渥太华。我15岁在渥太华大学念书时,很喜欢看波伏瓦的作品,例如她的第一部小说《女宾》和被誉为“女性圣经”的《第二性》。尤其是后者,对于女性来说是如此与众不同,让我们明白“女人不是先天形成,而是后天造就的”。我的一个教授看我“玩物丧志”,就给家母打了电话。在那个时代,渥太华还是一座思想保守的城市,看波伏瓦的作品简直是大逆不道。家母一气之下就把我的书全部扔进家里的火炉烧了,家父则给了我严厉警告,希望我要顾及自己的学业和前途。

  我当时感到很孤独,也年轻不更事,自作主张给巴黎的波伏瓦写了封信,想不到她竟然给我回信了。我们就这么认识了,从交笔友开始。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大作家会搭理大西洋彼岸的小姑娘。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在那个年代,名人几乎都没什么架子,我也因此在日后认识了很多那一时代的大人物。

  《新民周刊》:见到波伏瓦本人后,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戈贝尔:我们通信几年后,我一直希望见一见波伏瓦本人。1958年,我去瑞士巴塞尔观看国际展,之前那个周末途经巴黎,我就直奔波伏瓦住所了。当时她已经50岁了,但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美”。她的眼珠是蓝色的,但眼睛的轮廓很东方,脸部曲线也很完美。我一开始紧张得不知说什么好,波伏瓦很平易近人,我们马上就热络起来,有空就见面,友谊保持到她1986年去世为止。

  《新民周刊》:您和波伏瓦一般都聊哪些话题?

  戈贝尔:除了我们各自的生活(如我的恋人,她的萨特等),更多时候就像两个读者在交流。我1964-1971年在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教授法国文学,因此很喜欢和波伏瓦谈论法语文学作品。而波伏瓦也对英语文学颇有研究,她会和我说勃朗特姐妹和艾略特等人的作品。我们有时还会“竞争”,推荐对方不知道的作家和作品,然后再分享感受。例如,她有一次问我:“你看过《尤利西斯》吗?”当我表示对乔伊斯这部晦涩的爱尔兰小说一无所知时,她就给了我一本。

  双人肖像

  《新民周刊》:作为波伏瓦的终身好友,您如何看待她和萨特的关系?

  戈贝尔:我注意到他俩的关系很特殊,是一种彼此尊敬的伙伴关系,且这种关系超越一切。萨特会阅读波伏瓦写的每一字每一句,波伏瓦也是如此。在工作上,两人也许会起争执,但他们在生活中相敬如宾。有趣的是,他们从来不用“你”(tu)而是“您”(vous)来称呼对方。两人心灵相通,有时一个微笑就足以表达一切。

  波伏瓦在很年轻时就和萨特走得很近,彼此深深了解。她热爱巴黎的生活,喜欢去咖啡馆,每晚都见面。当我和波伏瓦吃午餐时,一般是2-4点。然后4点萨特也出现了,他俩一起工作到8点,这就是他俩的真实生活,这是她喜爱的方式。

  《新民周刊》:如果没有遇见萨特,波伏瓦是什么样的?

  戈贝尔:我不喜欢这个问题,波伏瓦就是波伏瓦,没有什么假设和想象。

  《新民周刊》:《双人肖像》是如何诞生的?

  戈贝尔:1967年,加拿大广播公司准备拍摄三部有关萨特和波伏瓦的纪录片,他们找到了巴黎的电影制作人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他在1952-1958年是波伏瓦的情人,也是《新时代》当时的主管,这是萨特和波伏瓦等人共同创办的“存在主义”哲学月刊。摄像师是蒙特利尔的米歇尔·布洛尔(Michel Brault),他在加拿大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是即兴拍摄风格的先锋人物之一。

  波伏瓦和萨特在60年代已经红遍全球,但他们不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当时我在卡尔顿大学执教,也兼职为报纸和电视工作。加拿大广播公司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纪录片拍摄,也找到了我,于是你可以在镜头里不仅看到朗兹曼对两人发问,我也跟着两位大师行走在巴黎街头。这是萨特和波伏瓦第一次接受拍摄的纪录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西蒙·德·波伏瓦和尚·保罗·萨特的双人肖像》是我们完成的第一部纪录片。

  《新民周刊》:在《双人肖像》中,您的镜头不仅记录他们在巴黎的日常生活,还有他们的一些思考和看法。

  戈贝尔:萨特主要对着镜头阐述了他对于阿尔及尔之战和越战的不满。而波伏瓦则更多从女性问题方面入手,希望人们消除对她的误解。你知道吗,虽然她的著作如此伟大,但她在当时受到了很多保守人士的指责。有人觉得一个从未结婚生育的女子不是完整的女人,她怎么能写出《第二性》这种惊世骇俗的书呢?我们有一次在外吃饭时,一位妇女突然冲过来对着波伏瓦说:“你和这个女孩子在一起干什么?你会腐化她的!”波伏瓦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只是带着我离开了餐厅。和文章中的大无畏精神不同,生活中的波伏瓦其实是一个易受惊的人,她不苟言笑,对于这种层出不穷的骚扰很困惑。

  现在更需要波伏瓦

  《新民周刊》:波伏瓦已经离开我们22年了,您觉得今年来纪念波伏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新的意义?

  戈贝尔:波伏瓦的观点从来没有过时,事实上,我们现在更需要波伏瓦。你会发现,男女仍然不平等,至少在法国还没有做到男女同工同酬,有20%的薪水差距。而且,波伏瓦的光芒此前被萨特掩盖了,她本人的思想很值得研究,波伏瓦也是一名伟大的哲学家。但我们都只关注她对女性运动的贡献,虽然她的确为女性的未来而工作。

  现在世界经济处于危机阶段,更能凸现女性的作用。她们是继续推动发展的一股稳定力量。哥白尼说地球绕着太阳转,达尔文说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波伏瓦说两性是完全平等的——这三个发现是同等重要的。波伏瓦是一个探索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偶像。

  《新民周刊》:您如何看待《第二性》对亚洲的影响?

  戈贝尔:1975-1997年,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巴黎总部工作。那时我就经常到亚洲地区出差。如今我退休了,有更多的机会到这里交流波伏瓦的研究。我今年11月就参加了南京大学的“波伏瓦及其当代的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发现中国学者对波伏瓦的研究很全面很细致。

  我发现亚洲女性在婚姻和生育等方面的想法都比较传统,很难冲破成为妻子和母亲的意识。但至少波伏瓦让大家明白了女性是完全独立的,她有选择的权利,成为什么样的女性是个体的自由。女性与男性有同样的权利,我们首先是人类,其次才是男性或女性。女性首先必须在经济上独立才能获得自由,我们要争取更为平等的环境。

编辑:张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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