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年底，有的地方正在下雪，人们说着圣诞快乐，2008年就要过去了。回眸这一年，我有点五味杂陈。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灾难。而作为一个文化编辑，我又送别了太多的文化老人，柏杨、浩然、王元化、谢晋、贾植芳、魏巍、索尔仁尼琴等。在寒冷的冬夜，我一一回想着他们，叹息他们油灯般燃灭，怀念他们曾带给我的温暖。

　　在这一年，贾植芳去世了，王元化去世了。贾植芳是一位长期受难的学者，培养出了很多好学生，如陈思和、戴厚英、李辉。王元化被尊为“南王北钱”，是思想界的巨匠，他关怀后辈学人的故事也成了佳话。上海这些年不太平，巴金、施蛰存、贾植芳、王元化相继离开，上海的文化板块塌了一半。而巴金的无奈，施蛰存的边缘，贾植芳的落寞，与王元化的热闹，又呈现出上海文化界的微妙景观，折射出每个人在文化板块中的位置。

　　相对贾、王二位老人，我对浩然、魏巍感觉更亲近一些。我吃过浩然的“文学乳汁”，少年时喜欢听广播剧，听完了一部由浩然的《苍生》改编的广播剧。上世纪80年代以后，浩然为业余文学爱好者做义工，半身不遂之后还帮农民作者改稿。他给过追逐文学梦的青年农民很多鼓舞，点点滴滴安慰过许多苦恼人的心。在主流文坛眼中他并非“好作家”，但受过谁的恩，应该念谁的好，我怀念这位老作家。

　　8月的时候，一颗倔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作家魏巍的人生时针停在88岁。我怀念魏巍，并非因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过我，而是由于同情他晚年的作为。1978年，当世界发生巨大转折的时候，他选择了原地不动，他把生命投身于捍卫理想，为“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而战。这是一项注定失败的事业，晚年的魏巍成了堂·吉诃德，活在自己的乌有之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魏巍给孙子留下遗言是：“继续革命，永不投降。”

　　对每一位逝者，我们都应抱有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这是生者应有的态度。所以，我向这位为了信仰而战的老人致敬。

　　还有“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台湾之魂”柏杨，告诉我们“别相信、别害怕、别原谅、不撒谎”，以及宣称“一句真话比全世界的分量都重”的“俄罗斯良心”索尔仁尼琴。当再也听不到他们苍老而不合时宜的声音，我们是不是会有些失魂落魄？

　　除了他们，我还怀念一位在世的人。奇怪的是，对于季羡林，我仿佛早已将他与鲁迅巴金并列，视为一尊文化神像了。今年发生在季羡林身上的事，让我对这位老人的命运深深同情。这位文化昆仑，这样一位象征着“五四精神”的文化老人，到了晚年却失去了“自由”，甚至发出“我想回家”的呼告，令人唏嘘。

潘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