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偰(音xie)(1907~1968)字伯商,浙江海盐县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不同于为北京城楼拆除而失声痛哭的梁思成，当朱偰得知南京城墙即将被拆除的消息时，他选择了挺身而出。

　　“为城砖而拆城是败家子行为。”多年后，女儿朱元春依然记得父亲的这声呐喊。

　　那是1956年8月份，时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的朱偰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接到秘书的紧急报告，说是许多人在城南拆毁明代古城墙。

　　据说，这个名叫拆城委员会的组织还提出了“古为今用”理论：把古城墙作为救灾赈济款，对于失业者实行以工代赈，拆下一块城砖，可以卖一毛钱。不仅如此，一段始建于东汉末年的城墙，拆下来的条石被敲碎了，用作修马路的小石子。

　　这让朱偰心急如焚。南京的城墙，是明朝初年花了20年的时间建造而成，并以近34公里的长度，成为当时世界上留存的最大的一座城池。

　　他当即以“消防队员的心情和速度”赶赴现场，发现城墙残破得“似乎刚刚经历一场战争”。那段东汉时代的城墙，已经被拆去一公里之长，中华门两厢的城墙也已不见踪影，眼看就要拆到可容纳3000人的瓮城了，这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城堡式瓮城。

　　“实在是不可原谅的一种粗暴行为。”在江苏省委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上朱偰直言不讳地批评道。为了挽救这些文物，他还为电台写了广播讲话，又联合社会各界，总算暂时制止毁城行动。

　　对此，南京本地媒体在朱偰百年诞辰时评价：“为了保护南京古城墙朱偰没有沉默以对，而是奔走呼告……50多年前，他的一声呐喊为我们留下这段城墙。”

　　在不少人的回忆中，这样的呐喊，极为符合朱偰的性格。

　　1935年6月28日，他收听无线广播，听到日寇进逼北平的消息，“仿佛听到慈母病危的消息一般”，匆匆北上。这位中央大学的经济系主任，拿起一台德国蔡司相机，历时两月，对故都文物进行实地测量摄影。

　　国民政府在南京大兴土木实施“首都计划”时，他又用3年的时间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金陵古迹名胜影集》等三部著作。迄今，这些书籍仍然是南京文化遗存最为翔实的实景记录。

　　朱元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那些日子，父亲总是早出晚归，背着照相器材和测量仪器，一些偏远的地方还是骑马去的。有一次在明故宫附近拍照被宪兵发现，怀疑他在偷拍军事目标，直至底片全部冲洗出来发现是文物古迹，才把他给放了。

　　这位经济学家，这么解释自己对于文物保护的热情：“夫士既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

　　但多年之后，这样的呐喊，却为朱偰带来了灭顶之灾。1957年，他以“借保护城墙之名，猖狂向党进攻”的罪状被划为“右派分子”。1968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谈及这段日子，朱元春的声音，就开始微微颤抖。她记得自己当时刚刚小学毕业，但“整个南京没有一所中学敢要我”。还没听一会儿广播，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就传来“朱副局长，你究竟要干什么”的批判文章。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在人前他们兄妹不仅不敢哭泣，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但在这个63岁老人的记忆里，父亲在批斗会上对于保护城墙的罪名，从未低头认罪。他总是说：“关于拆城墙，我向政府提出批评，完全是从爱护文物出发，请允许我保留意见。”

　　只是，拆墙运动继续进行着。如今，跟中华门规模相同的通济门，以及太平门、金川门、草场门、水西门，从南京的地图上彻底消失了。据不完全统计，从1955年到1979年的24年里,南京城墙一共拆除了15公里,这段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古迹，如今只剩下三分之二。

　　城墙已毁，呐喊声也日渐遥远——1968年7月15日朱偰去世。他留给人们的，是这样一丝微弱的声音：“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