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的上衣，略微零乱的头发，和记者促膝而谈的万方，让人没有距离感。她说得认真而真诚，让你忍不住也想跟她说些心里话。 昨晚，万方的第二部话剧作品《关系》人艺小剧场上演。关于话剧，她有很多话要说。

　　呈现生活未必有解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关系》这个题材？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之间的纠葛并不新鲜，又很容易带有道德审判的色彩。

　　万方：对，人艺艺委会的一些老同志对这个戏的反应很大，据说郑榕老师看完后一句话没说就走了。但生活确实就是如此呀！我和我的朋友身边这种事很多。这个剧本就是一个朋友几年前告诉我的故事。

　　记者：你似乎对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很感兴趣，第一部话剧《有一种毒药》就是讲婆媳关系、夫妻关系。

　　万方：其实家庭关系只是一种载体，在《有一种毒药》里我想讲的是，人应该怎么活着，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我一直觉得家庭关系是最赤裸裸的关系，人在外面总是戴着面具，只有在家里才会暴露出真实的自己。而《关系》里我想说的是，爱情对人的造化，女人可以为爱情而生，为爱而勇敢、高尚。我在戏里写两性关系、写爱情对人的造化，其实都是我对人生的困惑。正是这些困惑让我想写话剧，纠缠越久的问题让我越想写。

　　记者：那戏里你的困惑都找到答案了吗？

　　万方：岁数越大越发现，人生的好多问题其实都没有答案，比如为什么活着？创作过程是一个追索和思考的过程，但最后并不一定有答案。《关系》就是如此，我只是呈现了一种生活，并没有什么确定的答案。

　　拉洋片·拼拼图

　　记者：你以前写了很多电视剧本，电视剧和话剧对你而言有什么不同？

　　万方：电视剧就像拉洋片，是一种迎合观众的产品，完全想表达自己的人就不要写电视剧；我最喜欢的话剧是像拼图一样，感觉是一点一点地拼凑，到最后20分钟才知道要讲什么，观众可以享受到拼图的乐趣。

　　记者：更喜欢写话剧还是电视剧？

　　万方：话剧写作有很多限制，要比电视剧和小说都难写，但我还是最喜欢写话剧，那些限制所带来的难，就是话剧魅力的一部分。《有一种毒药》首场演出时剧场里一直很安静，结束后全场响起掌声，那种感觉也让我很享受，也更喜欢写话剧。

　　像爸爸那样为观众写戏

　　记者：你有那么深的家庭渊源，为什么近两年才开始写话剧？

　　万方：正是因为爸爸的原因，让我不敢写。有他的作品放在那儿，我就觉得话剧就得写成那样儿，否则就不能叫话剧。当然现在我也没有写成那种水平，只是我活了50多年，有了一定的人生积累，所以才敢开始写话剧。

　　记者：你的第一部话剧作品就得到了“曹禺剧本奖”，跟你是曹禺的女儿有没有关系？

　　万方：应该没有关系。对于奖本身我并不在意，但我很高兴自己的作品得到业内专家的肯定。另外，能够得到以爸爸名字命名的奖我还是很高兴的。得奖以后，我就在心里跟爸爸说：我得到了用你名字命名的奖。我觉得爸爸听到这些，肯定会为我高兴的。爸爸的性格非常随和，我做什么他都很鼓励。我写的第一个单本剧，在电视里放的时候，他就特别高兴地守在电视机前看完，然后给我提意见。

　　记者：爸爸对你的写作风格有什么影响？

　　万方：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剧本里一定要有扎扎实实的人物，写作不能从意念出发。一部作品出来，我最着急的是观众能不能认可，这一点也受我爸影响。他是为观众写戏，即使病在床上，还让我去剧场替他看看观众的现场反应。

　　当导演是深藏心底的梦

　　记者：前不久，你和刘恒、邹静之一起组成了出品话剧的龙马社，是什么原因让你们走到了一起？

　　万方：这个事主要是由邹静之发起的，我们三个人平时基本都是在剧场碰到的，大家会交流最近在写什么，看了什么好戏，发现彼此都很钟情话剧，所以几个人就凑在一起做了。

　　记者：话剧一般都是“导演中心制”，你们三个成立公司，是不是为了掌握更多主动权，那排戏时是不是“编剧中心制”？

　　万方：每个编剧心里对自己的戏应该排成什么样，都有一个样子，但排出来的戏往往并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图。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编剧有更多的发言权。

　　记者：要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是做导演更直接一些，你们会考虑自己做导演吗？

　　万方：对，我跟邹静之就说，你可以自己当导演。至于我自己，也许有一天会吧！当导演是我藏在心底深处的一个梦想。不过，几十年来我都在孤独地写作，不知道能不能习惯和大家一起合作。

　　本报记者 牛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