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1919年成都的商学风波

　　范朴斋

　　1919年，北洋政府在五四学生请愿时，虽暂时慑于群众力量，接受了拒签巴黎和约和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的要求，但对群众恨之入骨，采取严厉镇压的手段，在6月3日逮捕了讲演学生数千人，这一下激怒了全国人民，首先是上海全市学生于6月3日全体罢课。同时上海的铜器业机器工人罢工响应。上海的印刷、纺织乃至电车、火车工人也相继罢工。到了6月5日，上海商人也罢了市。这一浪潮迅速地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都罢课、罢工、罢市。接着展开了全国性的抵制“劣货”运动——原本是抵制日货、抵制仇货。政府怕因“日”字“仇”字而引起外交麻烦，但群情忿激，又不敢公然制止，于是向群众劝说，把“日”字“仇”字改为“劣”字。成都学生和商界发生的一场风波由此而起。

　　五四运动发端以后，成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响应，组成了学生联合会，会址在高等师范学校，即今成都市人民委员会(旧皇城)内。但学生群众对当时四川地方政府并无对立情绪。当时四川军政首长为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四川政权属于南方护法政府体系。在五四后10天南方护法政府与北方政府在上海开始和谈，即所谓“南北和会”。南方护法政府提出的8个条件:第一条“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表示不承认”，第二条“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约之人，以谢国人”，这与学生群众反帝爱国的要求是一致的。而当时南方和议代表的组成，凡属护法省份，都有人参加，四川籍的代表是刘光烈。广东护法政府对代表的安排分配，似是有意这样做的。关于和会的一切情况，成都报纸都有较详记载，人们都很清楚，护法政府对中日关系及山东问题的主张，与爱国群众的要求一致，政府对群众抵制劣货的爱国运动，也未采取高压手段加以干涉。

　　抵制劣货运动，是1919年6月3日以后开始的。最初由学生联合会派代表与商会交涉，经过协议，决定一些办法:买卖日货的商人，以后不再进日货；已进日货的门市销售商家，按照成本尽速脱售，使成都市场经过一定时间以后，日货绝迹；“来货商”(从上海、天津等口岸贩运日货到成都批发的)也经营门市业务的，还可延长脱售时期。这是照顾到从上海、天津等口岸贩进货物的交通运输条件，使已在途中的货物到达成都后还能按本脱售，不致亏本；文化用品包括书籍纸张及教育用具如科学仪器等，以及医药用品包括药品及医疗器材等，不在抵制之列。这些办法，原是很和平很合情理，而且是学联与商会经过协商决定的。如果商会方面真心实意执行这些办法，抵制劣货本可顺利而彻底地进行，不致酿出其他事故。然而商会中一些存有异心的掌权者想法却不是这样，他们竟以为学生们头脑简单，可以随意欺骗。于是从中捣鬼，庇护日货商人。首先把许多门市销售商家的注册，都改成兼营“来货商”，藉以延长脱售时间。其次是放任商人私改商标，企图鱼目混珠。最初学生们并没有想到商会会耍狡猾，可时间久了，市面上的日货永远脱售不完，商会所搞的把戏自然败露出来。觉察到其中有诈的学生们非常气愤，于是学联自己组织了纠察队，到市面上进行检查。

　　市面上的日货越买越多，当时有这样一种传说:由于“来货商”可以延期脱售货物，竟至有人钻空子，在6月以后还赶去上海，以贱价进入日货，运到成都，托名“来货”出售。初期，学生们是信任商会的。待警觉之后，组织纠察队上街认真检查，但也只是着重于宣传劝说，并无过分行动。学生们从事检查工作，既久，也渐渐能够鉴别日货真伪。一次在商业场内一家洋货商店，发现摆在货架上出售的座钟，是改了商标的日货，纠察队与店主交涉，要他收起来。店中学徒因此与学生发生口角，有一个学徒出言不逊，开口谩骂，激怒了学生们。商业场距商会不远(商会会址仍在今工商联)，学生们把这一骂人的学徒拉到商会去，哪知商会里那些会董老爷们一味袒庇学徒，倒是对学生们很不客气，甚至说学生们在街上随便拉人，是“私擅逮捕”，属犯法行为。因而在商会里双方又争吵起来。这时，同去商会的一部分学生，跑回学联报信，讹传商会以学生们“私擅逮捕”把去商会的学生们扣留了。碰巧当时学联正召集各校学生代表开会，得到这个消息，积攒了多日的情绪终于化为怒不可遏的行动。各校学生代表纷纷回到本校，动员了全体学生，从四面八方向商会飞奔而去，打！打！打！一片喊打声中，商会里的人被打得落花流水。突变之下，吓坏了的会董老爷们有的翻墙，有的躲床底。有7个会董被学生们捉到了学联，学联连夜开会，决定押着这些“卖国商人”来一次示威大游行。

　　成都当局得知学联要于次日搞示威游行之后，省长杨庶堪、省会警察厅厅长张群等一早就都赶到了高等师范学校，杨庶堪在至公堂广场集合学生讲话，意在劝阻游行。然而群情激奋已不可遏止，杨庶堪话未讲完，拂晓时分即已整队来到学联集合的学生队伍便已开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就此拉开序幕。队伍的排头是女生，经过路线是由东华门经提督街、总府街、湖广馆、打金街、东大街、东御街回到学联。

　　被捉去的几个商人被绑着，反戴着瓜皮帽，有的背上挂着“卖国贼”、“亡国奴”这类纸牌，左右有人扶着。早已吓得面无人色，如同绑赴刑场的囚犯一般。沿途学生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情绪相当亢奋激昂。那天大街上的商店都关了门，而街道两旁则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群。

　　游行队伍经过商会到商业场口第一楼茶馆门前，曾有小小波动，这里看热闹的人特别多，有谣言说商会组织了一批打手，要抢回被捉去的商人，学生队伍特加戒备，显得有些紧张。其实，商人们那时已是惊弓之鸟，谁还敢出头抢人呢？

　　当学生们从高等师范学校整队出发开始游行，杨庶堪见势已不能阻止，也就只好见风转舵，并未强行禁阻，倒反命令张群率领少数警察，跟在游行队伍之后，沿途维持秩序。张群带着警察，隔队伍稍远的后面，随同游行队伍，走了一遭。

　　游行队伍基本上都是学生，也有一些新闻记者在其中，记得当时川报记者卢作孚，便是其中之一，他同学生们一起呼口号、散发传单。

　　一个很久以来死气沉沉静如止水的成都，经过这次示威大游行，人们像从睡梦中突然被惊醒了一样，各方面人士尤其是文化教育界人士，都活跃起来，社会风气为之一变。那次示威大游行，给予成都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商会总理周葆臣、协理白米舟(正副会长)和全体会董们，在商会被打后，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头问事。商会会务因之无人负责，陷入了瘫痪状态。那时，成都商会是由78个商帮组成，与日货有关的只有8个帮，其中销售日货较多的，又只有疋头、干菜、洋广杂货、颜料、五金等几个商帮。其他商帮的人士，是大有爱国热情的人在的。在商会被打，示威游行之后，许多商界人士对商会负责人袒庇日货商人因而引起风波的行为表示不满。于是由一些人发起，约集了各帮负责人，在安乐寺集会，一致谴责当时的商会负责人，要他们引咎辞职，改组商会。虽然此举被商会中另一些保守分子，以未到法定改选时期，改组不合法等托词拒绝了，但在这次风潮之后，商界人士中的一些进步分子已经涌现出来。因此，一些具有正义感又极富热情的社会人士，意图打破商学两界的僵局，使抵制日货运动能够继续进行。首先由吴玉章出面，约集了近10位社会人士，包括商界、文教界、进步绅士、新闻记者这些人商定办法，向学联和商会两方面建议:抵制日货的工作继续进行。鉴于经过一场风波以后，学联与商会，自然不免隔阂，抵制日货的工作，另组机构——商学联合会，负责执行。商学联合会的组织机构是:由学联与商会各选正副干事二人共四人，负总责。各选文牍一人，庶务一人，办理常务，并得酌设司书雇员杂役等给薪的人员，会费由商学两界平均分担。此外，有调查、鉴定多股，机构大体如此。并有这样一种谅解，商界选出的人员，可以不限定是商人，这是由于爱国运动全民有责，社会人士也可以参加。这些建议向商学两方提出后，得到同意。另外被捉到学联的七个商人，学生们曾给这些人拍了照片，称之为“卖国商人”，准备寄到上海去登报。建议学联把他们放回，并把所拍照片连同底片一并烧毁，原因是这些人并不都是与日货有关的商人，其中如商会庶务员黄研芝，根本不是商人而是雇用职员。学联也接受了这一建议。一场风暴以后，经过调停，算是平静下来了。接下来是组织商学联合会，继续展开抵制日货的工作。

　　商学两方接受调停办法后，很快就推定人选，组成了商学联合会。商会方面选出的正副干事是闵问聃、汪澄波，文牍范朴斋，庶务鼓璧岑。这四个几乎都不是商人:闵问聃是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教师。汪澄波还是前清时候任过彩票帮帮董，这时并未经营商号。范朴斋是记者。鼓璧岑是昌福印刷公司的职员，并非商会会员。学联方面选出的正副干事是张秀熟(高师学生，后曾任四川省副省长)、袁诗荛(高师学生，后来加入共产党，被反动政府杀害)，文牍是一位姓张的高师学生。最初商学联合会会址是在旧臬署监狱学校内，即今春熙路南段一带，那时还没有春熙路。(商学联合会差不多经过一年才结束，中间曾迁入商会，最后是在骆公祠。至于人选，商会所推选的人员，自始至终没有变更过。学联方面是由各学校轮番推任。继张袁两干事之后，四川法政学校的袁宗汉，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彭世锡、沈若仙等都做过干事。此外各股职员，也轮换较多)。

　　为了进行工作，健全组织机构最关重要。在商学联合会组成后，学联和商会都不直接管抵制日货的事情，完全由商学联合会负责进行工作。

　　商学联合会初成立的三个多月，工作相当紧张，以后渐渐松缓了，这是由于规定各商号自行脱售日货的时限已满。各商号未售完的货物，由商学联合会集中起来举办一次大拍卖以后，一时市面上的日货，确是绝迹了，抵制日货的日常工作，已是无事可办。但是，商学联合会并未解散，而是转了方向，做了一些与文化、社会福利有关的事。比如商学联合会成立不久，自己创办一个日出一大张的报纸——商学联合会会报——一直维持了将近一年，才停刊。在1920年春，成都青年宫花会经四川省长杨庶堪决定改为劝业会，由省长公署委托商学联合会参加筹备。并由范朴斋主持创办“劝业会报”，发行期70天。商学联合会且在劝业会会场分设了办事处。更在会场中心地方搭了一个讲台，组织学术文化界有名人士向群众讲演，宣传有关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问题，在当时，这是一件新人耳目的创举，是同五四运动有关，但已不是抵制日货范畴内的事了。关于大拍卖，是在是年冬季举办的。各日货商号送来的货相当多，临时组织了拍卖股，分保管、售货、会计几个组。人员是临时聘约。拍卖时间大约经过十来天，一时商学联合会成了闹市。学联派有学生——童子军到场，政府也派有警察到场，维持秩序，卖的货款为数不少，都在事后连同账目，送还原主，有一部分卖不掉的货品如假象牙假水晶图章，和损坏了的儿童玩具之类，也一并归还原主，担任拍卖工作的人，都是商界人士。一件值得提到的事是，当拍卖开始时，学联贴出通告，希望同学不到拍卖场买日货，商学联合会也作出决定，会中人员一律不买日货，这事是确实做到了的。

　　由商会选出参加商学联合会工作的商人，时间一久，时过境迁，以前商会中那些官僚架子绅士派头的会董老爷们，又故态复萌，以为天下太平，又可以玩手段了。商学联合会对商会有所商洽的事，他们渐渐露出不合作的表示。尤其对转达日货商要他们册报存货这件事，又从中玩弄玄虚，少报、诳报的事，经调查股查出来的为数不少，并且都是得到商会暗中支持这样做的。最初向商会交涉，要他即时纠正这种错误，他们是表面应付，暗中捣鬼，甚至放出流言，说由商会选出的人们都是“不顾娘家”的坏人，商会有权另选。但这些人既不甘于伙同商会那些“绅士老爷”们去欺骗学生群众，而那些“绅士老爷”们的恶劣作风，又不肯改正，积怒难平，终于爆发。从商会选出的全体人员，开了一次大会，公开揭露商会舞弊的许多事实，引起全体人员的愤慨，当场决定向商会提出严厉的书面质问，要他们就列举出的事实，一一作明确的答复。同时，这些人集体向商会辞职，要商会另行推选接替的人，学生们也极不满意商会的行为，对商学联合会中商界人士的这种举动，表示同情和支持。恰好这时监狱学校要扩建校舍，商学联合会须另觅会址，会议决定通知商会，商学联合会暂时迁入商会办事。这一来，商会中的那些“绅士老爷”们以为将会再来一次狂风暴雨，吓昏了。商学联合会进入商会，那些会董老爷们一哄而散，从此没有进过商会的大门。本来那时商会总理周葆臣、协理白米舟，在商会被打之后，已经闭门在家，没有过问会务，再经这样一来，商会已形同解体，自行垮台，其势不得不改组了。这次改组，不是法定期满的改选，酝酿了很久，还经过总协理和全体会董向各帮提出辞职，又以商会名义呈由省长公署批准改选等手续，才正式由各帮按照法定选举，选出总协理会董。新选出来的人，比较是与文教界接近的。总理陈子立，是昌福印刷公司的总经理，协理是中华书局成都经理胡浚泉。此外在商学联合会工作的商界人士李献廷、王斐然(调查商界股长)和汪澄波，都被选作会董。范朴斋也被推选为商事公断处评议员兼文牍，选举虽已完成，但新当选的人们，仍迟迟不就职，经各帮一再催促，又向商学联合会及其他方面做了许多疏解工作，然后才正式就职，恢复了商会工作，这已是1920年夏季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