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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西方看纯中国

　　——专访剑桥大学出版社全球总裁史蒂芬·伯恩

　　剑桥大学出版社将首度出版由中国本土作者撰写的中国书籍，而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中国图书“走出去”战略的重大突破

　　本刊记者/刘婉媛 于晓东

　　对于几乎全世界的学者而言，剑桥大学出版社无疑是学术生涯中的一个符号——无人不曾在学术殿堂中享用过它所奉献的精神食粮；同时，学者无人不将它视为著作等身、流芳百世的重要载体。

　　“流芳百世”之说并不夸张——从1534年在英王亨利八世的圣旨中诞生至今，以学术和教育为主旨的剑桥出版社已经走过了475年。四个多世纪的出版史伴随着牛顿、达尔文、罗素、爱因斯坦等等如雷贯耳的名字，给全世界留下无数世人景仰的鸿篇巨著。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中国为主题的著作，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和鬼才李约瑟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但是，这两套丛书的所有内容，均为西方学者所撰写。

　　2009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年”。今年，剑桥出版社决定引进《人文中国系列丛书》。这套分为三辑共30册的丛书，涵盖“中国哲学思想”“中国民间美术”“中国传统医药”等等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内容——这是剑桥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由中国本土人士撰写的书籍。

　　除此以外，剑桥大学还把今年的生日庆典搬到了北京举行，并带来了全球总裁，全球财务总监，亚太、美洲、欧洲三大地区总裁等等几乎囊括所有高层要员的豪华庆生阵容。在庆典上，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只有十几年历史的年轻出版社——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正式签署了《人文中国系列丛书》的版权协议。

　　此次合作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三年前，国务院新闻办和新闻出版总署联手推出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具体措施包括图书出口，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邀请国外知名作家学者撰写中国主题的著作等等。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给中外出版机构合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强烈的政府背景也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教育西方”(Educating the West)——英文报纸《中国日报》5月26日发表的关于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文章标题——无疑又抽打了西方读者的神经。

　　此次纳入剑桥大学出版社视线的《人文中国系列丛书》的内容，是西方社会早已接受并熟悉的中华传统文明，意识形态的分歧在此无迹可寻。但无论如何，一个象牙塔顶尖上的西方出版社与中国的首度重要合作依然令人瞩目。

　　5月19日，剑桥大学出版社总裁史蒂芬·伯恩(Stephen Bourne)在北京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我们是一只拿来做实验的小白鼠”

　　中国新闻周刊：剑桥出版社为什么选择出版《人文中国系列丛书》？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一开始是谁先迈出第一步？

　　伯恩：中国的发展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和想象。而对于中国，人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文化和历史。此外，中国出版社的同行也在探讨可能在国外出版的书籍，显然他们也认为传统文化系列可能更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

　　至于谁先迈出第一步，真实的答案是：不是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部门。其实，十几年前就有一个中国的出版社找到我们，建议出版一些书，但当时我们认为那些书水平不够。后来，中国政府部门跟我们说，“我们可以提供协助，包括资金支持。”由此促成了后来的合作。

　　除了文化系列以外，我们正在和中国的出版社商谈历史方面的图书出版。这些历史书是以中国的角度来诠释历史，和西方的角度不一样。等我们合作双方彼此之间更熟悉之后，我们可能会去寻找别的话题，有可能是数学、物理、法律方面的书籍，也可能是社会、政治方面的著作。将来，我们出版的中国书籍会更偏重于学术方面，毕竟我们是一个学术出版社。

　　我们的读者，尤其是美国读者更偏好于本国作者撰写的书籍。比如，美国读者所看的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绝大多数是由美国人写的。所以，我们想给他们提供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比如，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历史。我们希望能给读者尤其是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上提供帮助，向他们呈现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各种资料，让他们从研究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和观点。但是，如何去实现这一点，我们现在也还没搞楚，没有先例可循。所以说，我们就是一只拿来做实验的小白鼠。我想，要说服西方的学者们去看这些从不同角度诠释的历史书籍，估计会很费劲，但我们已经做好付出种种努力的准备。

　　中国新闻周刊：会不会担心由此引来质疑？

　　伯恩：不会。只有出版“坏书”才会让我们担心。所谓的坏书，是指内容糟糕，写作也糟糕。如果我们觉得某一本书的写法不对或者不适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我们会和中国出版社或者作者商量，建议他们补充素材或者重新组织文章结构，但我们不会改变书的内容。

　　中国作者的写法和西方的写法确实是有差别。剑桥出版社出版的每一本书，至少会有两个相关领域的专家的评价，这些评价和建议都会反馈给作者。我们出版中国书籍也会采用这种方式。但除此以外，中国的出版社也应该有意识地帮助作者了解西方的标准和市场要求。我曾向中国图书对外推广部门建议，他们应该对编辑进行培训，让他们更了解西方读者的阅读偏好以及市场的选题需求和标准。我还建议采取中西方作者合作的方式。比如，中国作者“王先生”不为西方所知，他的书在西方就很难卖得出去，但如果这本书是王先生和詹金斯(英国著名学者)联合撰写，西方人就容易接受——这是向西方介绍中国作者的一个捷径。

　　发掘、出版有吸引力的书籍在哪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基本上我们拿到的出版建议草案，十个当中只有一个能被选中出版。

　　“不要刻意制造争议，不要无端出言不逊”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和中国的合作，剑桥出版社有什么打算和规划？

　　伯恩：我们与中国的合作将是长期的。我们不仅会和中国出版界合作出版中国书籍，还会通过这种合作关系去寻找、培养一些能在西方发表作品的中国作者。我们和中国图书推广计划部门还讨论另一种合作的可能性：请熟知中国的西方学者撰写更多关于中国的书籍。

　　我们也想通过与中国政府及出版机构的合作，在中国出版市场占得先机和有利地位。这种合作是双向的，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如果仅限于单向，这种关系就不会长久。

　　中国新闻周刊：一些西方人士担心，你们和中国政府的合作会影响你们的出版立场，你对此如何回应？

　　伯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始终保持着学者式的立场，也就是说，我们努力呈现平衡的观点。与此同时，我们不会刻意地去寻找、发掘所谓的争议。我和我的继任者们不会一方面保持与中国官方良好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还刻意出书指责中国政府。我们的一些作者在谈及中国政治的时候，有时会有批评中国政府，但中国政府随时都可以说“我们还没准备好在中国出版这本书”。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刻意地去制造争议，不要无端地出言不逊，也不要试图在中国出版一些中国政府还没准备好接受的书籍。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出版业正逐步开放，你们是不是也看到了更多的机会？

　　伯恩：目前，我们在中国的主要业务是与当地出版社合作出版英语教材，我们和外研社、新东方等有很好的合作关系。与我们在美国的业务相比，中国市场的业务只有其十分之一，但这个市场的需求在迅速增长。我想，在我有生之年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会增至全球第二位，仅次于我们在美国的业务。

　　我们过去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都是由西方作者或者是海外的中国人撰写的，这一点和我们在印度的情况很类似。但是，我们在印度的经营模式是不一样的。在印度，我们收购了一家本地的出版公司(这在中国还不允许)并将其更名为“印度剑桥大学出版社”。我们在印度市场的出版发行，或者在国际上出版发行印度作者撰写的书籍，都通过这个公司进行。但在中国，我们距离这一目标还很远。我们当然希望，15年或者20年以后我们可以在中国建立起类似于我们在印度的经营模式。至于何时外国出版机构能进入中国，那要看中国政府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