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凭借简单的口口相传，就认定其应受到文物法保护”，正是因为这样的价值取向，才反衬出保存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紧迫意义。

　　《文物保护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受国家保护的文物包括“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

　　以此衡量北京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将其作为文物保护并非于法无据。这处院落虽已残破，但它见证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赛跑、展开艰苦卓绝的文化抢救行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梁思成、林徽因，和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为救亡图存、唤起民族文化自觉而探索中华文明史的不屈精神。

　　“我从小就以为自己是爱国的，而且是狂热地爱我的祖国。”1968年10月，晚年梁思成写下当年他居住在北总布胡同时的心境，“‘九一八’以后，日帝对我国的侵略行动越来越凶……我看到整个华北必然不免被日寇侵占，而古代木结构建筑在华北存留的比南方多，所以抓紧时间，每年尽可能多地外出调查，否则日本鬼子来了，这工作就不能做了。”如此急迫的爱国情怀，驱使他和林徽因一次次从北总布胡同出发，去抢救濒临绝境的文化遗存，奠定了中国现代文物保护事业的基石。正是出自对他们当年所为的敬意和感激，社会各界人士最近才高度关注房地产商业开发在北总布胡同的作为，呼吁尽最大努力使梁林故居得以保存。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叫停对该故居建筑的继续拆除，开发商表示“听政府的”之后，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有关负责人却提出“不能凭借简单的口口相传，就认定其应受到文物法保护”，所举理由包括“林梁故居里曾经盖起过一座红砖楼，显然已不是当年的样子”(7月21日《北京晚报》)；“一位资深文物工作者”的言论同时见诸报端：“林梁故居只是一个噱头，拿名人说事儿的现在可不在少数”，“所谓‘故居’如今多已沦为大杂院，破败拥挤，上厕所要走出200米，曾经的文化是否能让这里的居民感到自豪？”

　　不知这位负责人是否亲往故居调查过？因为，插建在故居庭院内的住宅楼并非“红砖楼”。笔者愿把他的“判词”增加一字——“不能凭借简单的口口相传，就认定其不应受到文物法保护”，这正是对文物保护负有重要责任的官员，应该秉持的职业立场；文物保护与民生并不是对立的，这已为北京市近年来在旧城内施行的“修缮、改善、疏散”政策所证实，也就是说，改善民生不一定非要“一拆了之”，不知那位匿名的“资深文物工作者”为何偏偏将其本职工作置于民生的对立面？

　　他们的言论，倒使笔者想起几年前陪同一位外国艺术家探访这处故居的情景。看到故居院落保存不善，这位艺术家当场伤心落泪。不知这样的眼泪，在这位文保官员和那位“资深文物工作者”看来，“‘含金量’到底有多大”(《北京晚报》报道语)？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这样的文保官员、那样的“资深文物工作者”的价值取向，才反衬出保存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紧迫意义，因为这处院落无时不在提醒我们对待本国文化应该怀有的情感。我们本该因其残破而加倍地爱护它，而不是因其残破而更加冷酷无情地抹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