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词成了斗争的焦点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与世长辞。下午3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讨论通过了治丧办公室提出的周总理治丧委员会名单，遗体告别、吊唁活动和追悼大会方案等。

　　在周总理病情危重之际，我就受中央之命，起草了总理的悼词，政治局会议开过之后，李鑫和我集中全力修改总理悼词初稿。

　　在修改过程中，除对悼词初稿的文字进行修改和润色外，根据中组部提供的材料对初稿中周总理一生光辉战斗的革命历程进行了核正和补充，扼要详实地表述了周总理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担任的领导职务，参与指挥和组织领导的各项重大革命活动。

　　此外，对悼词初稿中最后部分，即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周总理为榜样，向周总理学习的部分，根据总理办公室提供的情况也充实了内容。

　　悼词修改完，由中办秘书局将印件分发给了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成员。

　　1月12日下午3时，由邓小平主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总理悼词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周恩来的逝世，给当时已受到错误批判，身处逆境的邓小平同志造成的巨大痛苦是难以言表的。他忍受着内心的悲痛，为安排好周总理的丧事，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悼词成为了斗争的焦点。

　　会议开始，邓小平就采取先声夺人、主动出击的方针，使“四人帮”处于被动地位。他说：“总理悼词文稿，会前已经发给大家，为节省时间会上就不读了，请大家发表意见。”接着又说：“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大家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请讲。”短短数语，对悼词给予了充分肯定，也等于给多数政治局成员交了底。接着，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都相继发言，表示同意悼词文稿。江青在会上以所谓“路线问题”对周总理进行恶毒攻击和诬蔑，妄图贬低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和丰功伟绩，但她只是放空炮，除王洪文、姚文元跟着帮腔外，其他与会人员对她的“发言”不予理睬。“四人帮”里的军师张春桥对悼词中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特别重视，他心怀恐惧，想从悼词中抹掉它，淡化它，但他深知，如果在政治局会上公开提出必将遭到痛斥，因而采取了一个卑鄙的、令人不齿的办法，妄图达到罪恶目的，笔者对此在后面会提及。

　　当讨论悼词即将结束时，邓小平再次发言。他说：“大家讲得差不多了，对悼词文稿大多数同志表示赞成，会上没人提出具体修改或补充意见。我提一点具体补充意见，加一个字，印件中1922年总理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应是总支部书记，加上个‘总’字，符合实际。大家没有新的意见，悼词文稿就讨论到这里，政治局通过。个别文字修改后，报请毛主席审批。”并指示我们改后先送邓大姐过目，看邓大姐还有什么意见，表示了他对邓大姐，也是对总理的深深尊敬之情。

　　散会后，我和李鑫走到大会堂北门口，张春桥从后面赶上来对我们说："悼词号召向总理学习的那部分，不必那样展开写，不必写得那样实，你们改一改，压缩一下，笼统地写几句虚的话就行了。"我们听后一愣，没有马上回答。他又说："你们听清我的话了吗？"我们心里十分愤怒，但又不能把愤怒表现出来，只好不软不硬地说："听清了。我们是做具体工作的，悼词政治局已经讨论通过，我们无权做任何改动。您的意见也没在政治局会上提出，现在要我们做这样重大的改动，我们不能够做。如果您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将您的修改意见向政治局提出，政治局如果同意，我们就按政治局的意见改。"张春桥无言以对，怒气冲冲地走了。

　　事后，我们把此事报告给汪东兴，汪东兴说："张春桥反对总理，反对悼词中这几段话，不敢在会上提出来，在下面向你们施压，你们把他顶回去，做得对，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