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金叶坪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涌进一间用木板隔开的狭小的编辑室仔细观看。展柜里陈列的报纸已经发黄，是1931年12月11日创刊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作为党报的编辑记者，我们看着这份报纸有一种血脉相连的亲切感，好像寻到了自己的“根”。瑞金，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红色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起点。

　　毛主席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要靠这两杆子。”当年，处在敌人四面围剿中艰难生存的苏维埃政权，一手拿“枪杆子”，一手拿“笔杆子”，新闻宣传、出版事业也红红火火。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有这样广泛、强大的新闻宣传工作，才有了党的影响的迅速扩大，才有了分散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沟通和壮大。

　　《红色中华》报78年前提出的“新闻观”，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活教材。在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我们依然要“争取广大的工农革命群众到我们的领导之下，必须反映他们的具体的迫切要求”，依然要“采用活泼的、群众的宣传语言，把我们的政治影响传达到工厂中、兵营中的广大群众中去”，这不正是我们今天说的“三贴近”吗？史料记载，红中社当时还建立了群众性的通讯网络，在党、政、军和群众团体中组织了400多名通讯员，新闻写作坚持通俗化，要求做到苏区“每一个红色群众都能听懂、看懂”。

　　《红色中华》报那简陋的编辑部办公室、发黄的报纸、笔砚、土纸、原始的油印机，定格了党的新闻工作的一段历史。今天，我们早已进入信息时代，报纸告别了“铅与火”，实现信息化办公，互联网如此发达，地球越变越“小”。但千变万变，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三贴近”传统不能变、不能丢。不可否认，信息传播手段的现代化也容易使记者变懒，有的人以E-mail代替现场采访，乐于出入星级宾馆，而不愿意深入基层、深入农村，被群众嘲讽为“贵族记者”。此风不可长！传播手段的现代化为新闻工作提供了便利，但绝不能成为记者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的“屏蔽”。仔细看看那些70多年前的《红色中华》报吧！论“三贴近”，她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光辉榜样。

　　夏 珺